“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王占洲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 强化因素 弱化因素 刑事诉讼
我们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设立了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社会危险性”的可变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生理条件——即通过对其生理状况的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继续危害社会、他人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生理能力，以及在该生理能力支持下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心理条件——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密切相关并存在于客观的一些已知因素来论证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及其程度[1]。通过这些条件主要分析其生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能力和心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内心起因。（关键在于各证明标准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对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各证明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证明过程没有必要在表格中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在这里同时也需要考虑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序性特点，但当判断结论受到质疑时，则应当公布这一证明过程，以使对方有针对性的行使自己的抗辩权利）。因而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客观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和强化因素，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足以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也能合理化排除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的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或严重削弱其行动能力的疾病、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嫌过失犯罪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犯或累犯、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涉嫌或被控犯罪可能适用死刑等；同时从概率角度主要讨论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社会危险性的综合影响等。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一、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状况
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其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抢劫，但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里可能有人要说，具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无社会危险性，即便是应当免除处罚也是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愿意接受有罪认定，那么他也可能存在基于避免有罪认定而实施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的确如此，对于具有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无法绝对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只能说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具有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可能性的功能，其所表达的是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当然可能有人会对这种选择作为判断依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在非常规情况下非正常人对此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在认识到这种非常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出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判断，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最终因例外情况的出现而导致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发生，此时能否因此否定判断依据和判断结论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这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找到相同点，在无法绝对排除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时，只要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比其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在证据上更充分或更具证明性，就能以合理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而当判决以后因新的证据证明该被告人有罪时，可以以此从实体上最终改变原来的判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原判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程序上的合理性和实体上的准确性。
第二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乙涉嫌抢劫致人死亡，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其在此之前因盗窃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第3年再抢劫并致人死亡，符合累犯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乙罪名成立极有可能被适用死刑，该因素的存在使得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希望促使其逃避刑事诉讼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当然其所表达的也仍然是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乙认罪伏法求死心切，其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我们只能说乙可能被适用死刑这一因素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第三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这在司法实践应当是最常见的情况，无论是强化因素还是弱化因素均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的依据，而且基于对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概率的认识，在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变为现实之前这种依据都还不能称之为确切的依据（注意确切的依据不同于现实的依据，这里所指的依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不是确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使证明结果完全具有排他性的依据）。那么当两种因素共同存在但都不足以使自身推出的证明结果具有排他性时，其更是处于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在这种时候即便只是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也具有着证明的复杂和交叉性，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预测两种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确认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二、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也不可能单纯是决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与决定无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或者减弱因素与加强因素，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存在并通常处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因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判断它绝对有或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既不要求也根本不可能达到绝对化），而只能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每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都同时受到另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的削弱和非合理化可能性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两种因素所具有的证明力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时如何对证明力进行评价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中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
（一）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所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当然只是指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和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之间的作用力方向不一致时，除此之外的情形应无考察的必要，因为当作用力方向一致时只存在作用力简单相加的问题）两种条件之间的效力优先性问题，即在考察同时具有该两种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时对该两种条件的作用力大小以及作用力方向的判断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对社会危险性最初的讨论里已经简单谈到了两种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一层面的证明标准，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二层面的依据，当然这是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设置角度来认识两者在证明标准中的地位，虽然也反映了两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宏观界定，在利用《“社会危险性”判断列表》来具体分析社会危险性时这种界定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两种条件同时存在时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同时存在时，两种条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况，一般来说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之所以作这样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属性来看，涉及适用强制措施需考虑其社会危险性的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的自然人，而对于自然人而言，在其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关系中，生理因素当然处于基础地位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主导地位，心理因素以生理因素为载体，心理内容只有通过具体的生理行为才能外化为能够为他人所感知的形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其具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现实可能性，就如同我们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评价行为人的思想时所强调的，只有思想外化为行为或者即使只是言论时才具有考察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如果其仅仅是存在于内心的思想则无论其内容怎样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在刑事诉讼中其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但同时负有必须无条件承担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后果的法律义务，司法机关据以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唯一依据就只是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由其所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其它个人因素所得出的二次可能性推定，对这一依据的确认当然应当具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应当能够合理排除与之相反的可能性，这是与司法机关行使权利相对应的责任的承担，同时在对抗中必须无条件承担不利后果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的一方，也应当在某些方面获得相对应的补偿。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第三方面，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不仅仅存在于审判中，可以说凡将不能全真复制或再现的事实作为某种权利决定的依据时，都要求证明的存在，而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风险评估，对于它证明更是必不可少的[2]。既然“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中存在证明那也就应当存在更进一步的证明责任的承担，而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风险负担，它也必定与某种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提出主张一方不能合理化排除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时，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提出主张一方而言，存在并能够证明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时，该依据也应当是其必须合理化排除的内容，反之，对于提出主张一方的相对方而言，客观存在并能够证明与提出主张一方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也应当具有着证明的优先性，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作用力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或者也可表述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强调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也只能是相对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的疾病——下肢瘫痪，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虽不能绝对排除其社会危险性，但可以决定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明显相对较弱的状态。
在第二种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即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使得我们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不能充分排除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相对较强的状态，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对特种药物产生持续依赖性的疾病—晚期视网膜型糖尿病，除非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即极有可能导致其眼睛流血甚至失明，但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贩卖毒品罪并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时如逃避侦查或审判肯定会导致其不可能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其必须承受着双目失明的风险，但是在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求面前这种风险已经显得并不重要，这使得逃避侦查或审判致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可能性处于无法合理性排除的状况，以此可进一步确认其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危险性。
在第三种情况下，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处于相对均势，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表面看来虽然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谁也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但这时仍应遵循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应居主导地位的原则，既然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具的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明显大于其作为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一状态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那么便应当认为妇女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这一特殊状态使得在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二）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考察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将两方面的因素同时集于一身，此时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因其证明力的不同方向而发生直接的对抗，我们所要考察的也正是这种对抗中所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3]。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一命题做出了初步论证，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的推出“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中应处于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种对抗可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不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不具有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此时，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成了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对抗只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即在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作用时，优先考虑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预测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优先性的丧失只能基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的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在没有被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故意逃避使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对抗只发生在涉嫌或被控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其可能的判罚与是否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些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依据有利于强制措施效力承担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对主导作用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一条件既不能合理性排除与之证明结果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至少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方面明显大于涉嫌或被控犯罪的过失性质、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判罚在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可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具有相对较弱的社会危险性，即可证明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相对合理性。
在第二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但并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其主导地位的是否确立还有待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结果，当然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也只是决定 “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部分因素，此时，既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也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和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两种对抗结果在主导性因素的确立过程中都直接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在本例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能直接确立社会危险性的主导地位，而必须以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的对抗结果为前提，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在受到可能被判处较低刑罚的弱化后，其既不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当然就更不能否定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也就是通过二次论证来确立居于主导地位的证明因素。
参考文献：
[1]王占洲、林苇：“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J]，《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2][英]伯特兰.罗素：《逻辑与知识》[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馆，1996。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馆，2003。
巢湖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政府
巢湖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
第 23 号
《巢湖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已于2008年2月27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8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宋国权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巢湖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安徽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执法局）是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
市环保、工商、公安、建设（规划）、交通、房产、国土资源、民政、监察、财政、人事、编制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居巢区人民政府应当配合市执法局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
对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区域内和市区小街小巷、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范围内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市执法局依法分别委托市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居巢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实施。
第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及时查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的暴力抗法、妨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执法秩序。
第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积极支持市执法局依法执行公务，并有权制止和检举揭发违反城市管理的行为。
第六条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经统一由市执法局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继续行使的，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应当贯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
第八条 市执法局应建立执法人员定期交流轮岗制度，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过错责任追究制和考核评议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第二章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给予警告，并可处以罚款：
（一）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的，处以5元以上25元以下的罚款；随地便溺、乱扔其他废弃物、焚烧垃圾和冥纸的，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主要街道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平台上长期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经说服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在主要临街城市建筑物上安装空调室外机、排气扇（管）、防盗窗（网）、遮阳篷、太阳能热水器，经说服教育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处以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悬挂、张贴宣传品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经批准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摆摊设点、出店经营不听劝阻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以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
（七）未按照规定的地点、方式倾倒污水、粪便的，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占用城市道路、街巷经营机动车辆修理、清洗业务，影响环境卫生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行为人给付相应的清洁费用；
（九）城市施工现场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撒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未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未按照规定清运、处理垃圾、粪便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市政府批准，组织强制拆除，可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未按照市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线路和要求清运建筑垃圾的，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给予警告，可并处每车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未经批准在市区内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责令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可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在公共场所遗留宠物粪便，不及时清除，影响环境卫生的，对其饲养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除责令恢复原状外，可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擅自拆除、迁移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或罚款。
（一）在公厕内乱丢垃圾，随意吐痰，乱涂乱画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二）破坏公厕设施、设备的，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公厕使用性质的，处以1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对单位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单位可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或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可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可并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未按照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标准配套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责令改正，可并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未经批准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可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以上行为的，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章 城市绿化管理方面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侵害，可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一）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
（三）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第三十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绿化用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责令限期迁出或拆除，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对在城市绿化用地内经批准设立但不服从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并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绿化用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放场、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活动的，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章 市政设施管理方面
第三十三条 违反下列规定的，责令停止设计、施工，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有资质证书的，由市执法局建议发证机关吊销其资质证书：
（一）未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
（二）擅自填埋具有调蓄功能的城市河塘或者擅自占用、挖掘城市排水设施的；
（三）在城市防洪设施保护范围内擅自设置建筑物、构筑物等损害城市防洪设施的；
（四）擅自占用、拆除、改动、迁移城市照明设施的。
第三十四条 未经批准在桥梁、道路、路灯上敷设管线、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悬挂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占用、挖掘、拆除、改动、迁移、损坏城市市政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20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擅自在城市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依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第五章 环境保护管理方面
第三十七条 流动餐饮服务业的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或恶臭气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20000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露天焚烧秸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碳、砂石、灰土等物料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或者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运输、装卸或者储存能够散布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物质，造成城市大气污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工商行政管理方面
第四十二条 对在街面、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设立车辆修理清洗点、摆摊设点、经营卡拉OK等无照经营的，予以取缔，可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未按核准的经营地点在街面、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经营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公安交通管理方面
第四十四条 非机动车在人行道、公共广场、公共绿化用地等非允许地点停放，妨碍行人通行，情节严重的，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处警告或者10元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第四十五条 机动车辆违反规定在人行道、公共广场、公共绿地上停放、临时停车的，可以指出机动车驾驶人的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可对其驾驶人处以100元的罚款。
第八章 执法程序
第四十六条 市执法局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佩带统一的执法标志，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核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四十七条 市执法局执行公务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或者进行检查；
（二）依法查阅、调阅或者复制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资料；
（三）依法取得有关证据材料；
（四）依法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五）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四十八条 市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对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可依法暂扣其使用的工具或者物品。
对封存、扣押或者暂扣的物品必须进行登记，列具清单，由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并应当妥善保管，依法作出处理。因保管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四十九条 对当事人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两个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且都应当予以罚款的，市执法局应当适用其中一项规定给予罚款处罚，不得合并或者重复罚款。
第五十条 市执法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五十一条 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l000元以下、对机动车驾驶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填写统一制作、加盖市执法局公章的处罚决定书，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在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或者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并按规定上缴。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２日内交至所在单位，所在单位应当在２日内将罚款缴付指定的罚款代收机构；
第五十二条 除依法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罚，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终结，由市执法局法制机构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确应予以行政处罚的，报市执法局负责人批准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市执法局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五十三条 市执法局在依法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执法局应当组织听证。
第五十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应当全部上缴国库。
第九章 执法配合、协调与监督
第五十五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与市执法局应当密切配合、相互监督，建立协调、有序的工作制度。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相关部门联席会议，互通情况并协调处理有关行政执法事宜。
第五十七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涉及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许可（审批）行为，应当在作出许可（审批）之日起3日内抄送市执法局。
第五十八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应当由市执法局处理的违法案件，应当移送市执法局处理；市执法局应当在收到有关书面材料后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书面告知有关部门。
第五十九条 市执法局对违法案件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前，可以征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意见。
市执法局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市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并可以按照案件的类型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抄送有关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当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意见反馈给市执法局。
第六十条 市执法局查处的违法案件，需要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确认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提请具有行政确认权限的部门或者具有法定技术鉴定资格的机构进行鉴定；有关部门和鉴定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或者法定的时限内进行技术鉴定，并书面告知市执法局。
第六十一条 市执法局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人应当缴纳赔偿费、补偿费或者恢复原状的，应当通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赔偿、补偿及责令恢复原状的决定。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赔偿、补偿或者责令恢复原状的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二条 市执法局查处的违法案件，需要责令当事人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补办有关手续的，应当告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
第六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市执法局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视不同情况，可以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吊销行政执法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行政处罚没有法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五）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六）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的；
（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第(六)项情形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执行本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