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黔西南州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人民政府
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黔西南州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顶效开发区管委会：
现将《黔西南州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黔西南州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和《贵州省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工作规则》、《黔西南州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州总体应急预案）等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州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以下简称州应急委）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和机制、体制、法制的要求，全面履行法律法规所赋予职能职责；研究、决定应急管理工作重大事项，领导全州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置工作；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切实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条 州应急委的具体职责是：组织起草和修订州总体应急预案，审定州专项应急预案，指导全州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工作，抓好应急预案演练工作；负责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组织指挥，指导有关县（市）、顶效开发区、部门一般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力做好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推进应急管理常态化建设及突发事件风险隐患排查、评估、治理及管理的政策法规建设；制定全州应急物资储备布局规划，组织协调全州应急物资储备、管理、调运等工作；根据上级对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有关要求，抓好全州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抓好全州年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总结评估。
第二章 组成人员及职责
第四条 州应急委由主任、副主任和成员组成。主任由州长担任，副主任由各位副州长、州公安局长、兴义军分区司令员、州人民政府秘书长担任，成员由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群团组织以及中央、省驻州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
第五条 州应急委主任领导州应急委的全面工作；副主任负责分管的应急管理相关工作，受主任委托，负责临时或专项突发事件应对和处置任务。
第六条 州应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州应急办）作为州应急委的常设办事机构，承办全州应急管理及州应急委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预案规定，提出应对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建议；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综合协调、宏观指导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第七条 州应急委成员及其他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和省驻州有关单位负责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职能职责，开展本部门、本系统的应急管理工作，负责相关类别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第八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需要，州应急委适时成立州综合指挥协调机构，统一指挥协调全州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其负责人由州应急委主任或其委托的副主任担任，成员根据工作需要由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
第三章 会议制度
第九条 州应急委实行主任办公会议、专题会议制度，研究决定全州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事项，制定重要的政策措施，必要时提请州委常委会议、州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第十条 州应急委主任办公会议。由州应急委主任或委托的副主任召集并主持，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议题由会议主持人审定，参会人员除州应急委主任、副主任外，视议题内容安排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决定，研究审议全州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州应急委专题会议。由州应急委主任或副主任召集并主持，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召开。会议议题、参会单位由会议主持人审定。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州委、州人民政府领导对重大以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指示；安排部署较大以上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讨论其他应急管理工作重要事项。
第十二条 州应急委主任会议形成的文件、会议纪要，由州政府秘书长签发，必要时报州应急委主任或副主任签发。州应急委专题会议形成的文件、会议纪要，由联系相关工作的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签发，必要时报主持会议的州应急委副主任签发。州应急办负责会务及会议文件的起草报批工作。
第四章 信息报告及处理工作制度
第十三条 各县（市）人民政府、顶效开发区管委会、州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的规定和信息报送的有关要求，按照信息汇总、分析研判、分类处理的程序，及时、准确地处理和报告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和预警信息，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第十四条 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以及可能演化为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要立即向州人民政府报告。州应急办接报后，要迅速按程序呈报州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情况紧急时，要迅速采取口头或电话形式报告，再以书面形式呈报。
第十五条 各县（市）、顶效开发区、部门、单位要与毗邻区域内的地区、部门、单位加强合作，建立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和预警信息通报渠道以及突发事件协作处置机制。根据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处置需要，及时通报情况，加强应急处置协作。
第十六条 州应急办要及时下发督办通知，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州委、州人民政府领导关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批示、指示传达到有关县（市）、顶效开发区、部门、单位，明确办理及反馈时限，督促有关县（市）、顶效开发区、部门、单位及时处理，并将办理情况报告相关领导，通报相关地区和部门。
第十七条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按照应急预案分级响应的规定和信息上报有关要求及时限，报告各类突发事件信息。有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信息，或者报告、公布虚假信息，造成后果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要对相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应急处置工作程序
第十八条 发生突发事件或出现突发事件苗头，各县（市）人民政府、顶效开发区管委会、州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根据管理权限以及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和紧急程度，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等级和范围，及时、准确地发布、调整应急响应（预警）信息。涉及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较大以上应急响应（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须报州人民政府或州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批准。重大以上应急响应（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须报省人民政府或省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批准。
第十九条 各县（市）人民政府、顶效开发区管委会、州政府各有关部门，履行较大以上突发事件联动处置应急响应职责。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州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向州人民政府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及现场动态信息，并按照相关应急预案和文件的规定，立即组织应急处置联动单位对突发事件现场进行控制，组织开展先期处置等相关工作。
第二十条 州应急办接到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后，应在第一时间向州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报告，并按照突发事件法律法规、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和领导同志批示、指示，提出应急处置工作建议，起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文书，按程序呈州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批准后，转州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实施相应的启动工作。
第二十一条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需启动Ⅰ、Ⅱ级应急响应（预警）时，由州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或州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书面提出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的请示，经州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按照职责实施相应的启动工作。较大突发事件，需启动Ⅲ级应急响应（预警）时，按上述程序，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州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实施相应的启动工作。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也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等的规定，提出启动相关应急预案Ⅰ、Ⅱ或Ⅲ级应急响应（预警）建议，按程序报省、州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或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实施相应的启动工作。
第二十二条 较大以上突发事件发生后，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要按照省、州人民政府领导的批示、指示，迅速启动联动机制，协调驻州解放军、武警支队、公安消防支队（州综合应急救援支队），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和省驻州单位等有关救援力量向救援地点集结，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事发地人民政府要按职责权限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在处置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中，州级指挥机构要按照州总体应急预案规定，在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施对下一级应急指挥机构的指导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综合协调，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并进行相应的应急响应，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职能，实行统一指挥，统一派遣处置力量，统一调配应急物资、设备，综合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及应急处置工作情况。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按省委、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展。
第二十四条 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实行行政领导分工负责制。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部的指挥长，由各级应急委主任授权分管（联系）相关工作的副主任担任；副指挥长由牵头处置相关突发事件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专项应急指挥部下设职能小组的负责人，由协助处置工作的部门、单位的人员兼任。
第二十五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或者相关危险因素消除后，由发布应急响应的人民政府或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应急状态，转入常态管理。各有关县（市）人民政府、顶效开发区管委会、州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善后工作。对处置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被紧急征用物资、设备的有关单位及个人，要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为受突发事件影响的人员提供心理及司法援助。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及时调剂救助资金和物资。
第二十六条 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事件时，州委宣传部（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要密切配合州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有关规定，负责统筹抓好突发事件信息新闻发布，做好突发事件现场媒体的协调和管理工作，及时组织新闻媒体做好灾情和应对工作新闻报道。
第六章 应急管理专家组
第二十七条 州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各类应急管理专家人才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建州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州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也应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类别的应急管理专家组。
第二十八条 州人民政府应急管理专家组，根据州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承担全州应急管理工作中法律法规、政策与专项业务咨询，提供决策建议、技术支持，指导应急管理各类数据库建设。必要时，参加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州人民政府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七章 公文审批和预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九条 州应急委公文审批，参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各地、各部门报送州人民政府涉及应急管理的各类公文，由州应急办统一承办，并按照州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分工呈批。
第三十条 州总体应急预案的制定和修订，由州应急委组织起草修订，报州人民政府审定发布。州人民政府各专项应急预案，由州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和修订并征求意见，报州人民政府办公室组织评审，经州人民政府领导审批后，以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州人民政府各部门应急预案，由州人民政府各部门组织起草修订和发布。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二章 税法的公平价值
法的正义价值通常又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这些词可以说含义相当，但意义强弱、范围大小可能有所差别，所以，在不同场合下应选择较合适的词。”[64]因此，从一般的意义、或者狭义上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
第一节 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
传统税法学理论所论述的税法的公平原则只是指征税的标准问题，如果仅由此而推导出税法的公平价值也是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经过思考，笔者认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以下彼此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层次共同构成的。
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
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第一层次，是指税法的平等价值，表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反映了税法的形式正义问题，也是法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价值观在税法中的直接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正式的法律规定，则最早出现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包含《人权宣言》的法国宪法之中。其内容“至少应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平等保护，任何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法都予以同等保护；第二，平等遵守，任何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法的权利，履行法的义务；第三，平等适用，法对于任何公民都一律平等地适用而无因人而异的区别对待；第四，平等制裁，对于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平等地予以追究或处罚，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违法犯罪而不受应有制裁的特权。”[65]同时，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校正正义发展而来的形式正义，就根本而言是和法律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66]
因此，平等价值体现在税法中，意味着就征税主体而言，必须依法对凡是属于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予以征税，对凡是欠、漏、逃、偷、抗税等违反税法的行为都应依法处理或提请司法机关处理；就纳税主体而言，凡是符合税法规定的纳税条件的纳税主体都应依法纳税，同时，依法享有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权利，以及申请税收行政复议权或诉讼权利等程序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一层次的税法的公平价值主要体现为税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它包括了上述“平等保护、平等遵守、平等适用和平等制裁”四方面的内容。
然而，正如笔者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在这里，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与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状态出现了不相吻合之处。比如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为前提”。这一特征将“征税机关发生的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件”排除在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之外，给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征税机关不受税法管辖”，或者说，“税法”仅适用于纳税主体而不适用于征税机关。[67]——这显然有违体现为税法的法律适用平等的形式正义。
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
税法的第二层次的公平价值，主要是指税法的征税公平，即国家在税法中制定什么样的标准征税对纳税人来说才是公平的，也就是传统理论中通常所说的税法的公平问题。让我们从对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寻找答案。
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发端于17世纪。英国的威廉·配弟（William Petty）在其所著的《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于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公平” 、“简便”和“节省”的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68]此后，德国的尤斯蒂于1766年出版了《财政学体系》，该书的精华部分是他提出的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69]18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迅速成长时期，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其中，平等原则是指：“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70]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其第三项“社会正义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体现了税法公平价值第一层次“平等适用”的一半内容）；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当代西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也都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两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上述西方税收（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对税法的公平等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倡导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我国学者也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在我国税法中也应体现和贯彻公平原则，只是具体表述不同，如“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71]、“普遍纳税与公平税负原则”[72]等，都体现出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传统税法学理论认为，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方面内容。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税收横向公平情况下，衡量标准有三种：一是按照纳税人拥有的财产来衡量；二是以纳税人的消费或支出为标准；三是以纳税人取得的收入所得为标准来测定。从各国税制实践来看，大多采取较为现实可行的第三种标准，这是由收入所得具有的货币所得和纯所得等特性决定的。一般认为，横向公平至少具有下述几方面的要求：（1）排除特殊阶层的免税；（2）自然人与法人均需课税；（3）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在课税上一视同仁，即法律要求课税内外一致。
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税收纵向公平情况下，国家对纳税人实行差别征税的标准有两种：一是“利益标准”或称“受益标准”，主张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数量，根据纳税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多少来确定；二是“牺牲标准”，是以纳税人在课税前应得到的满足与课税后实际得到的满足之间的差额为标准。上述两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纳税人的主观感受——期望利益和牺牲程度来推定其纳税能力的，所以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甚至根本无从测定。事实上，所谓的税收纵向公平就是指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应如何干预才是公平的。
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之间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分配格局；[73]后者使高、低收入者负担相同比例的税额，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由此看来，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但即使如此，美国当代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对累进税制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累进税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他举例说，对一个第一年赚1万美元、第二年赚10万美元的人和一个两年中每年赚5.5万美元的人来说，依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两人缴纳的总税额是一样的；但依累进税制（progressive income tax system），第一个人就要比第二个人缴纳更多的税款。[74]所以，“累进税是再分配性质的，因此也就是征用性的（confiscatory），……并不按照纳税人为支付费用交纳的税款之比例而给予纳税人以相应的利益。”[75]同时，他还论证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则（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of income）和赞成累进税制的得益理论（benefits-received rationale）都无法证明累进税制的合理性。所以，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将比例税制（这可能会比累进税鼓励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管理成本也较节约）和向低收入团体提供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相结合，可能会使最贫困的人受益。”[76]
需要说明是，如果说形式正义要求同等地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那么实质正义则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特认为，“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横向公平——引者注）；（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纵向公平——引者注）。”[77]所以，就上述传统税法学理论关于税法的税收公平原则的论述来看，它实际上包括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方面的内容：横向公平指的是形式正义，纵向公平指的则是实质正义。
因此，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体现为“税法面前人人平等”，针对的是税法的所有主体；另一部分就是税法的征税公平，仅针对纳税主体而言。同时，这两部分又分别存在于税法公平价值系统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当然，这只是笔者为了逻辑地建构税法的公平价值体系而作出的人为分割，上述两部分共同作为税法的形式正义价值的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是一个整体。
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税法的起源
税法公平价值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作为征税的实质主体的国家为什么要征税或者说国家征税是否应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且不证自明的命题。但笔者认为，这是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深层次，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深刻地认识税法的公平价值。换言之，这也是一个税法（收）本质的问题。
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认为，“为何要课征税收，其正当根据是什么，这是在税收的历史上，很早就一直阐述的问题。它与如何看待国家的本质，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78]关于国家与税收以及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笔者在第一章中已经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概言之，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相对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言，更符合“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因此，笔者主张以前者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及其内涵的公平价值”来修正和完善我国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79]简言之，即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和各种类型之中贯彻和体现作为“契约精神和公平价值”之具体化的“平等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平等原则”不是第一层次上的作为形式正义的税法的公平价值的反映，后者是指税法主体（主要是纳税主体和征税机关）平等地适用税法，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外部平等”，而前者则是指税法主体相互之间（主要是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以及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性问题，是一种税法主体的“内部平等”，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为此，笔者试图借助第一章中所描绘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结构示意图”（以下简称“示意图”）来逐一发掘并分析“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中的体现与含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
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一层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图示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发生在纳税人与作为形式征税主体的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以下简称“征税机关”）的税收法律关系，从整体上看，主要就是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但也包括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形象地构建“示意图”的需要，笔者人为地将税收法律关系中本来作为整体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发生在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并包含于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当中，另一部分则发生在征税机关与国家之间（图示②）。后者主要是指与税收收入或税收利益直接相关的行政法律关系，比如因税收收入的转移支付而产生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等；前者则主要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比如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直接发生的税务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以及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通过司法机关而间接发生的税收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等。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具有更加重要意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上述第一部分的税收行政程序性法律关系；但是，当这一部分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时，其又次要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以下，笔者主要是就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分别加以论述。
（一）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广义上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它不能、也无法仅从狭义上去理解，必须要结合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才能合理解释。
所以，狭义的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就是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因税款的征收（公法上税收债权的实现）和缴纳（公法上税收债务的清偿）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税法学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如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80]但传统税法学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对征税机关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把征税机关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称为“义务主体”或“纳税义务人”的原因之一。[81]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是对契约精神之“平等”与“权利”要素的背离。尽管有学者后来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82]然而，他们关于“纳税主体主要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规而享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利”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纳税主体还享有更重要的实体性权利，其中以纳税主体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对征税机关享有的“还付请求权”为突出代表。还付请求权又可称为返还请求权或退还请求权，是指由于征税机关对还付金、超纳金以及误纳金的保有没有法定根据，因而纳税主体可以请求予以返还的请求权；其在实体法上的性质是因征税机关的不当得利而产生的公法之债。[83]
实际上，仅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一名词本身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平等”的影子：（1）债权债务关系是民商法的基本调整对象之一，长期以来处于“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等民商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配之下，以致于其自身都具有了“平等”的内涵，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其基本性质亦定位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税收法律关系当中；（2）而“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84]自产生之初就带有民商法之“平等原则”的烙印，似乎也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痕迹”提供了一点理论上的渊源。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以上主要是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角度论证了纳税主体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平等性问题，那么，从同样处于“示意图”第一层次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平等性又如何呢？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85]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86]；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87]在借鉴和参考这些学者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传统税法学之所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归纳为“主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其理论误区除了忽略或没有深刻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根本性质乃是“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外，主要在于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混淆了一般税收行政关系与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一般的税收行政关系是一种完全的隶属关系，一种绝对化的支配关系，表现为固定不变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则不同，其特性在于：（1）双方当事人存在一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无论“这类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特殊情况如何，不论他（它）是个人、组织或政府，他（它）们在法律上、在特定法律关系中都是具有独立身份和相对自主性的主体。否则，就不可能构成一个法律关系的两极”。[88]（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单向性的支配关系，其主动与被动只是相对的。一般情况下，纳税主体是被动的接受支配者，但也可能成为主动的支配者，如纳税主体依法行使其还付请求权时，实质上就含有“支配”的意思，征税机关此时只能退还有关金额给纳税主体。同时，对征税机关来说，它既是税收征管者，又是提供服务者、接受监督制约者；而纳税主体既是接受管理者，也是享受服务者、实行监督制约者。所以，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的主动地支配与被动地被支配关系具有双向性，允许角色的相互换位。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税收行政关系是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后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或者说保留有前者的某些“不平等”特征，不可能象一般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其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立与分配几乎完全对等均衡。但这仅仅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有限的“不平等”，绝不能把这种“不平等”的表象作为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加以认定。而且，正是由于税收行政关系中客观存在的主体双方实际地位的不平等性，才需要用税收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调整，从而使其转变为平等的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