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方式改革的非正当化倾向
顾苗
摘 要：公诉方式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本文作者对这种公诉方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改革并没有达到立法者预想的消除法官审前预断、加强法庭对抗和实现法官中立的目的，而且导致实践中检、法的冲突不断、庭审“伏击审判”，又增加了成本投入，浪费诉讼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即针对不同案件，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公诉方式，并废除庭后移送的规定。
关键词：公诉方式；复印件主义；主要证据；庭后移送
Discussion on improper tendency in the reform of indictment pattern of procuratorate
Abstract: Reform of procuratorate’s indictment patter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revising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But the author challenges the reform, believes that the reform don’t get the goals of the lawmakers have thought, such as, eliminates prejudge of judge, strengthens the confrontation in court, achieves neutrality of judge, but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ambush trial in court, expanding the cost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gives his opinion: establish an indictment pattern of exclusiveness of the bill of prosecution combining transfer of fil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cases, and abolishing the prescription of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Key words: indictment pattern；doctrine of duplicated documentation；main evidence； transfer after court hearing
一、公诉方式改革简介
公诉方式改革是指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的步骤、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在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变革。
1996年我国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它的面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标志着公诉方式由强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转变，初步形成了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并存的诉讼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彻底废除了弊端重重的全案卷宗移送制度，而是兼顾中国国情，采用了一种介于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卷宗移送制度，我们称之为“复印件主义”，也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照原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我们能看到改革的要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的证明要求不再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是只要求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附有相关证据目录即可；2、对于移送公诉的案件材料，不再要求全部是案卷材料，而只需移送有关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及主要证据材料的复印件或者照片；3、人民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审查后的处理，规定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理，而废除了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和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规定。[1]
二、现行公诉方式评述
（一）现行公诉方式实现的诉讼功能
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公诉方式，立法者及学术界对此均给予了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至少可实现以下几个功能：
1、适应了我国当前的庭审改革，有利于纠正法官“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和庭审走过场的错误倾向。
由于缩小了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等，使法官虽然可以了解犯罪行为已有证据证明并决定开庭，但是，仅据这些材料又不能足以形成主观预断，只有通过法庭举证、双方质证、辩论等活动，才能对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做出正确判断，从而促使法官产生更加认真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核实证据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防止庭前产生预断的可能性，进而真正实现法官的居中公断；
2、贯彻了言词原则和实现了法庭辩论，增加抗辩双方的对抗性，切实做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证办案质量。
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只有经过对立双方对抗、争辩，才能揭露出事物的本质。审判也是这样，只有经过控辩双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足够的证据并与对方相抗争、辩驳，才能使站在第三者地位的法官明辨是非、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法律规定起诉机关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使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细心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增强辩方敢于大胆辩护、大胆反驳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可以促使公诉人积极举证、履行控诉职责，从而使法庭审判增强对抗性。
3、保证了法官审判案件的公正性，保障了判决的正确性。
法官这一身份，决定他在控辩双方之间应该保持同等距离，不偏不倚，用一句形象的语言说，法官与控辩双方的距离应是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钝角、锐角或直角三角形，更不是与公诉方重合与辩护方成垂直的“丁”字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以保证判决或裁定的客观公正性。[2]改革后的公诉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法官庭前没有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询问，对案件尚未产生预断，因此他就完全可能成为案件的公正裁判者。
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中，上述修改确实起到了立法者当初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们也看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上述理想功能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公诉方式改革。
（二）现行公诉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刑事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主要证据”范
围做出严格、协调一致的限定，冲突不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第116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等证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高检（规则）]第283条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并且进一步规定对于主要证据为书证、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或者勘验、检查笔录的，可以只复印其中与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有关的部分，鉴定书可以只复印鉴定结论部分。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主要证据范围问题的规定比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规定宽泛的多。而作为折衷产物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36条则规定主要证据包括：（1）起诉书中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2）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3）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防卫过当的证据。同时又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具体案件移送起诉时，主要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以上规定确定。完全将诉讼实务中具体案件的“主要证据”范围的确定权交给了人民检察院，使得在具体案件中，司法规定的主要证据范围如同虚设，人民检察院完全根据自己意思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检、法冲突不断，严重的影响了诉讼的顺利进行。[3]
2、 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权力过大，辩方不得不经常面对“伏击审判”，辩
护权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六部委规定》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根据案件情况决定“主要
证据”范围的权力，因此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人民检察院在移送起诉时，往往把一些关键证据并不完全移送到人民法院，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突然出示出这些有杀伤力的证据，使庭审变成“伏击审判”,使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辩护律师和被告人措手不及，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特别是在一些诸如毒品鉴定、税务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包括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案件中。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被剥夺殆尽，先悉权无法得到保证，抗辩能力严重削弱，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控方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往往只提供被告人口供、部分证人的证言，而且掐头去尾，让辩护律师无法全面地了解案情。”[4]
3、法官的审前预断仍然无法避免，庭审方式改革受到严重挑战。
由于人民检察院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主要证据的权力，因此其在移送起诉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行法律规避，只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利于己方的控诉证据。这样合议庭在庭审前只接触有罪证据，仍不可避免地产生被告人就是罪犯的预断，致使合议庭在庭审过程中就有意无意地将实体真实的杠杆向控方倾斜，只采信被告人有罪与罪重的证据，而难以听取辩护意见。所以在这种所谓的“复印件主义”公诉模式下，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控诉一方的影响力，虽然不至于如同先前那样“先判后审”，但法官内心的审前预断和偏见依然是在所难免，致使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抗辩式庭审如同“新瓶装老酒”，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甚至雪上加霜。对此，我国有学者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较之原有方式，目前这种阅览主要证据的做法似乎更容易造成法官预断的扭曲。”[5]
4、 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成本投入，与诉讼效益原则相违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复印件主义”的确立，没有发挥防止法官预断的预期效果，而且又产生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弊端：浪费诉讼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根据司法实践，主要证据复印件在法院审查完毕后，往往被作为废纸予以销毁。有学者根据一定的标准，计算得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成本为1388万元以上，也即1998年全国每个检察院用于复印主要证据材料的费用至少在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以上。[6]在当前很多检察院都面临办案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将一笔如此巨大的开支投入到这种制度上，显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对一些贫困地区的检察院，由于缺乏经费购置复印设备，往往只能采取以下几种做法应付：（1）重蹈原卷宗移送主义的覆辙，将整个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2）象征性的复印几份主要证据，然后连同有关证据一并移送法院；（3）在提起公诉时挑灯夜战，将案件中主要证据重新抄写一遍，人为的增加工作量。即使在发达地区，检察机关对此做法也颇多非议。
因此，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方式的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防止法官预断的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又滋生新的弊端，与改革的初衷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以为，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使其得以解决，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
三、公诉方式改革的原则和构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唯物的、辨证的。所谓唯物的就是要尊重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辨证的是指任何事物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解决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必须特殊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亦应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在公诉方式的变革问题上，既要考虑到我国公诉方式的强职权主义的传统，又要照顾当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重大、复杂、恶性案件大幅度上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对目前的庭审改革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离改革目标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提出公诉方式改革的下列原则和构想：
（一） 起诉书一本主义和卷宗移送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一人犯一罪，有的是一人犯数罪；有的是数人犯一罪，有的是数人犯数罪；有的是犯罪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有的是犯罪情节严重，后果严重；有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则是案件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等等情况。所有这些，笔者以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方式上，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统计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公诉案件是情节一般，后果不太严重的案件，如盗窃罪、诈骗罪、伤害罪、等等。这些案件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60%以上。对于这些公诉案件，笔者以为，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就能满足庭审的需要。这是因为，我国的审判人员较之以前，业务素质和审判水平已有较大提高，而且对庭审改革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审判人员根据公诉机关移送的内容充分的起诉状和控辩双方的辩论，凭借自己的审判水平和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经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就能查明事实并依法做出判决。而没有必要像《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那样，在提起公诉时“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的重大、复杂或者疑难案件，因其情况特殊，要求法院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的基础上，在法定的一审审判期限内，通过一次或二次开庭审理，查证全部案情，做出判决是有点勉为其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实际上拥有判决权，但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并不直接参与法庭审理，因此这类案件仅移送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只能让审判委员会的判决“跟着感觉走”，对被告人的公正何在？所以笔者主张，对这类案件应当移送全部案卷材料，既可以避免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只移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又可以尽快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而更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做到使被告人获得比当前公诉方式下更为公正的审判。
（二） 关于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的构想
庭后移送，是指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以后，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及其他案卷材料是否移送及移送的时间、方式等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有关立法来看，关于庭后卷证材料的移送问题，通常未作任何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未作明确规定。但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对此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高法（解释）第175条规定：“对于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合议庭应当与提供证据的公诉人、辩护人等办理交接手续。”第176条又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审判长宣布休庭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休庭后三日内，将当庭出示的证据以外的其他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而高检（规则）第308条规定：“在法庭中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在法庭审理完毕休庭后将证据的复印件和复制件交给合议庭。”第309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休庭三日内，应当将诉讼文书移送人民法院。”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移送的案卷材料除了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复制件的不同之外，对庭后移送的规定，高法（解释）和高检（规则）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庭后案卷移送的规定。其理由主要是：
1、 该条规定于法无据。
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150条规定了庭前移送材料的范围，但对于庭后移送问题，未作任何规定。在总则部分未作规定，在分则审判程序中也未作任何要求，而且上述规定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规定也有冲突。
2、该条规定必然造成庭审改革功败垂成，无法实现庭审改革的目标。
按照立法者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现行公诉方式具有下列优点：能避免法官的审前预断，防止先定后审；能贯彻言词原则，强化法庭辩论，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能实现法官的中立性，保证判决的正确性。但规定庭后移送以后，庭审可以照样走过场，只不过由原来的“先定后审”改为庭后的“书面审”，法官仍然可以忽视法庭审判，而依赖于庭后公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并据此做出判决。特别是在移送的材料中，假如法官采纳了未当庭宣读、出示，没有经过法庭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这不仅未达到完善程序公正性的目标，而且限制和剥夺了辩护方辩护权这一基本的权利。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办法
(二○○○年一月十四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38 号
2000年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内蒙 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办法》，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月14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行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和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区的价格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其他 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价格工作。
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和旗县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工作。 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和旗县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价格 工作。
第二章 经营者的价格行为
第四条 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定价目录以外的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实 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
第五条 经营者可以依法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产品范围内的新产品的试销价 格，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规定产品除外。
第六条 经营者应当依法实行明码标价，属于政府定价目录内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条件 允许的，应当标明政府的批准文件或者文号。
第七条 经营者不得使用以下价格欺诈手段从事经营活动：
(一)对生产经营成本核算弄虚作假，提高或者变相提高商品和服务价格；
(二)使用使人误解的方式标价，误导消费者；
(三)以不真实的价格宣传语言欺骗消费者的；
(四)其他价格欺诈手段。
第八条 经营者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水平不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 者服务的市场平均价格的合理幅度；
(二)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差价率不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 服务的平均差价率的合理幅度；
(三)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利润率不超过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 服务的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但是，生产经营者通过改善经营管理，运用新技术，降低成 本，提高效益而实现的利润率除外。
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的合理幅度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确定。
第九条 行业组织应当依法规范本行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不得利用行业组织的优势， 强制服务进行收费或者强行统一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定价权利。
第三章 政府的定价行为
第十条 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中央和自治区的定价目录为依据。定价目录的内 容包括：定价权限、定价范围、审批程序、公布形式。
第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央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具体 适用范围制定自治区定价目录，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审定后 公布。
第十二条 下列商品和服务项目，纳入自治区定价目录管理：
(一)在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外收取的保证金、抵押金、风险金等费用；
(二)涉及公共安全、环境卫生等范围内的指定消费的强制性商品或者服务；
(三)少数民族个别专用商品；
(四)法律、法规规定由中介服务机构对社会提供带有强制性的服务。
第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目录规定的权限、 范围和程序，制定合理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属于其他有关部门制定的，应在公布之日 起三十日内报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和旗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授权， 按照自治区定价目录规定的定价权限和适用范围，制定在本地区执行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并在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调整，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 办理。
第十六条 依法应当举行价格听证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具体范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 制定并公布。
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价格听证目录内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其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必须 举行听证会。
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价格听证目录以外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其价格的制定和调整，也 可以举行价格听证会。
第十七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的听证会，应当公开进行。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听证会的意见进行分析，并作为价格决策的依据之一。
第四章 价格调控
第十八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设立价格调节基金，调控价格，稳定市场。
第十九条 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可能显著上涨或者显著下滑的，盟行政公 署、设区的市和旗县市人民政府经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后，可以采取价格干预措施。价 格干预措施包括：
(一)实行在提价前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申报或者备案制度；
(二)规定经营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利润率、毛利率或者差价率；
(三)实行最高限价或者最低保护价；
(四)其他依法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
第二十条 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和旗县市人民政府对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 异常状态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者全面冻结价格的紧急措施，应逐级上报自治区人 民政府，紧急情况下可直接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第五章 价格协调与服务
第二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价格监测制度，组织测定本地 区重要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和平均利润率，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成本进行调查。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建立价格信息网络，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价格 信息服务。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当地和毗邻地区间商品和服务价格 的协调衔接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调解价格纠纷。
第二十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经营者的申请，可以会同有关部门 对餐饮、娱乐、宾馆、饭店等经营单位进行价格等级认证。
第二十五条 经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价格鉴证机构，可以从事价格鉴证工作。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保证鉴证结果真实、准确。
第六章 价格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 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制度。
第二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当事人和有关人 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和拒绝价格检查人员依法执 行公务。
第二十八条 价格检查人员进行价格监督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经营者或者 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价格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实施。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价格检查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行政机关的收费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