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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共同犯罪与身份

毛奶全


前言

　　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单独的个人犯罪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成为各国刑法严厉打击的重点。共同犯罪被学者称之为刑法理论的“绝望之章”，正是由于共同犯罪的广度和深度，刑法学界对此也颇为关注。刑法学中身份的问题，也是很有争议的问题。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的结合在一起，更产生了新的难题。刑法学界对此也是众说风云，数百年来没有定论。各国的立法对此规定也不相同。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理论问题，主要有：第一，共同犯罪与身份的定罪关系。其中包括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实施纯正身份犯的认定；不同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纯正身份犯的定性问题。第二，共同犯罪与量刑关系的相关问题。我国刑法对之没有系统的规定，学界对此问题探讨不够深入和具体，争议很大。因而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加强对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有重大意义。
　　第一，此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对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的问题，我国的刑法总论没有规定，而只是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又如共同犯罪与身份的量刑关系的相关问题，我国刑法总论也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加强共同犯罪与身份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此研究有助于定罪量刑及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共同犯罪与身份定罪关系，量刑关系的多样化，司法实践的复杂化。加强共同犯罪与身份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司法实践定罪、量刑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本文拟对以上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相关问题，阐述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共同犯罪与身份概述

（一）共同犯罪概述

　　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是我国刑法对社会上存在形形色色的共同犯罪概念的科学总结。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的条件，必须有二人以上，必须有共同故意，必须有共同犯罪行为。
　　第一，犯罪主体方面，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即共同犯罪必须是两人以上，一个人不成立共同犯罪。共同犯罪者必须具有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者，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则不是共犯。如果有责任能力者利用幼年人或利用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被利用者不构成犯罪，利用者则按实行犯处理。日本刑法学者称为间接正犯。
　　第二，犯罪的客观方面，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的犯罪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事实，即实施了同一犯罪构成的行为。且各个行为人之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犯罪活动整体。有犯罪结果发生时，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特点如下：①各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如果不是犯罪行为则不能形成共同犯罪。②共同犯罪行为的形式，不限于共同的作为，包括共同的不作为，还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结合。③各个犯罪人之间形成一个联系的统一整体。④共同犯罪人实施犯罪导致某种结果发生时，必须是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⑤共同犯罪行为的方式有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还包括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
　　第三，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参与这种犯罪活动，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共同的犯罪故意包括以下内容：“①共同犯罪人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两个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②共同犯罪人预见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共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危害结果。③共同犯罪人一般是希望共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危害结果，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其中有人是放任社会危害结果发生。”
　
（二）身份概述

1、身份概念

　　关于身份，我国刑法尚无明确规定，对于身份概念的解释也莫衷一是。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身份是指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地位资格。《新华词典》对身份的解释，也是指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地位资格。刑法理论上，对身份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各国刑法对身份的用语也不一样。意大利刑法称人身条件，个人身份或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德国刑法则称特定之个人身份关系或情况。阿根廷刑法称个人联系等。我国刑法学者对于身份概念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身份的概念。广义的身份包括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资格，还包括特定的目的、动机等主观要件。而狭义的身份只指行为人所具有的资格。目前我国刑法通说对于身份的概念做广义的解释。
　　综合上述观点结合笔者对于身份概念的理解，笔者以为，对于身份概念的界定应当符合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客观性。首先，刑法中的身份应该是具有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含义，即是人的一种出生地位或资格。其次，刑法中的身份应当具有客观性。刑法中的身份是一种能通过人的感觉感知的人身方面客观存在的资格、关系、状态等标识性因素。如国籍、性别、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等。而目的、动机能力等主观上的因素，尽管也依附于人身而存在，却不能被视为刑法中的身份。否则会引起刑法中身份概念的泛化和模糊，使刑法对身份的界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第二，法定性。刑法中的身份应该由刑法明文规定。刑法中影响犯罪定罪与量刑的身份，应该由刑法明文规定，即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特定资格和其他特定关系等因素皆由刑法规定。身份影响定罪，指影响某种犯罪的构成，如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不能成立贪污罪。又如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是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在犯罪主体方面的必备条件，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犯罪就不能成立。身份影响量刑，是指对行为人处罚时影响量刑的轻重及是否适用免除刑罚。例如，我国刑法规定教唆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从重处罚，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第三，有效性。这也就意味着，刑法中的身份必须是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客观人身方面的因素。有些身份如农民工人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对刑法定罪量刑没有影响，因此不能称之为刑法中的身份。

2、身份分类

　　刑法中的身份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论。根据形成的依据不同，分为自然身份和法律身份，积极身份和消极身份，纯正身份与不纯正身份。以上各种分类方法，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从定罪量刑的角度出发，可以将身份分为定罪身份和量刑身份两种。这种身份分类，对于目前我国解决共同犯罪与身份的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定罪身份

　　定罪身份又称为构成要件的身份，即这种身份是构成犯罪的要件。如果不具备这种身份，犯罪就不能成立。例如我国刑法237条第3款规定的猥亵儿童罪，该罪犯罪所侵犯的对象只能是儿童，否则不构成犯罪。又如，我国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为行贿罪。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如果行为人行贿的对象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则不构成行贿罪。

（2）量刑身份

　　量刑身份又称为加减身份，即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构成某罪时，由于身份的存在，法律规定予以从重处罚或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里的又聋又哑的人和盲人就是量刑身份。

3、身份的作用

　　刑法中身份的作用，指刑法中设立的各种身份对整个国家、社会以及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刑法中身份具有规制、保障和评价等作用，这些作用主要是指刑法身份的整体社会作用。笔者主要从刑法的身份对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方面来阐述其作用。

（1）定罪作用

　　定罪是指司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认定，被告人所为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活动。 刑法中身份的定罪作用是对行为人即身份人实施这一行为性质的一种否定评价。刑法规定要求某些具体犯罪的行为人必须具备某种特定的身份，如果行为人不具备这种特定的身份则不够成此罪。刑法身份的定罪作用集中体现为身份是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作用。

（2）量刑作用
亭湖开发区对公务员实行雇佣制，是对公权力的贬斥与嘲讽！

沈海龙


近期，笔者在新浪网上看到了一篇发生于本地的载于《扬子晚报》的文章，叫做《亭湖区开发区实行雇佣制》，很是惊诧政府改革的“出奇”。到晚上一搜，却原来政府雇员制在中国的推行始于2002年6月，当时，随着《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出台，吉林成为国内首个“吃螃蟹”的地区。象盐城市亭湖区经济开发区这样，对公务员进行身份转换，实行雇佣制，签订雇员合同，笔者以为，是有关政府故意扰乱法纪的表现，是对公权力的贬斥与嘲讽。

一、采取对公务员身份转换的方式，试行政府雇员制，是无视法律尊严的体现。

政府雇员是政府用高薪从社会上雇用的专门人才。一般认为，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典型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是临时政府雇员，他们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

从法律上来求根，尽管不能找到政府雇员这种称谓或允许政府采用这种方式，但是，从社会上吸纳政府雇员至少实施的不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或措施。但根据报道，盐城市亭湖区开发区却竟然无视国家法律，冲击《公务员法》，其雇佣制的“下刀”点，竟然是“在保持行政、事业编制情况下，打破现有中层及其以下人员固定身份、性质，解除现有人员的职务，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分别重新签订雇佣合同，所有人员实行一年一聘。”即将公务员转变身份，使“他们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一名具有企业性质的职工”，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而上述的一年一聘内容无疑再昭示，一年聘期结束，作为雇主的政府让你走人，你就得走人。依据雇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让保持行政编制的，表层是雇员底层是公务员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走人，没有法律依据。

二、亭湖区开发区将公务员转换成雇员，与企业“卖断工龄”有异曲同工之妙。

去年，自《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华为等一些企业想方设法通过不规范的“卖断工龄”、集体辞退等方式大幅裁员，其目的就是规避《劳动合同法》，减轻未来的承担各项应纳的保险福利负担，把当时廉价但不将廉价、当时老颓不如新壮的劳动力在新法施行前拔除出局，以达到减负的目的。今天，亭湖区开发区东施效颦实行“政府雇佣制”，不是立足于吸纳新秀，而是转换身份。其改革的实质，也是减负。一是将公务员身份转换为“类企业职工”身份，其真实目的，就是套用合同期限非法裁减公务员，这与企业“卖断工龄”或辞退后续用职工，改变其固定职工身份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二是企业将职工辞退或工龄“卖断”，其目的不外乎继续打破其“正式工”的固定身份、性质，将职工推向社会再录用。这样企业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经济成本通常会降低许多。亭湖区人民政府管辖下的经济开发区试行“打破现有中层及其以下人员固定身份、性质”，其实质也是减负。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谢庆奎教授说，从政府管理成本上说，每录取一个公务员，就意味着要包这个人一辈子，从工资待遇到福利保障，其“供养”成本算下来，并不如请一些“临时工”性质的雇员来得“廉价”。如此，在公务员外雇员是出于降低管理成本考虑，将公务员直接转换成雇员则仿如“谋取相当暴利”，一杆捅到心底顶你个透。

三、将公务员转换成雇员，其实质是有关政府领导为自己策划加薪、森严等级的预期。

根据报道，“同时实行在编人员身份档案制，原身份编制性质、职务职级职称、工资标准等作为档案保留，按管理权限进行档案管理。除领导层实行年薪制外，还采取周记载评价、月统计公布、季考核兑现的办法，对部门负责人和所有工作人员依照绩效考核发放工资。”这里一个显眼的“亮点”，就是领导层实行年薪制，这是因为羡慕企业老板的年薪，从老板那儿拍拖来的。领导层实行年薪制，就意味着在这轮政府雇员制改革中，非领导层是不配享受年薪制待遇的，因为他们都是一年一聘的“临时工”，既然是临时工，当然可以工资低些，考核罚些，如此领导层即可以“一览众山小”。

当然，政府机关的领导层实行年薪制，还存在与非领导层划清等级界限，明确谁雇佣谁，即谁是“主子”的问题。现行的公务员工资待遇，其构成模式大致相同，只是级别高些，工资相应高些而已，高多少及补助多几项，都是铁板上钉钉，来不得半点“自由裁量”，现在好了，我实行年薪制，和你的计酬方式迥异，你没什么攀的。我的工资是年薪，当然是“铁板一块”，你的工资的月薪，当然是“拆卸八块”的，君不见：“3月13日，盐城亭湖区经济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工作人员乔国元早早就来到班上，了解昨天的工作考核，并对新一天的工作进行细化，落实到具体人员。”试问，负责考核的人员，你会将管委会主任某天的考核分扣掉么，你胆子敢大到将手伸到考虑嘴下捋须吗？量你不敢，但高高在上的领导层却可以天天对你考核，他说你不行就不行，你行也不行；他说你行你就行，你不行也行。

实行雇佣制确有好处，领导层据此当可以我行我素，唯我独尊，和企业老板没有两样：“这企业是我的，我说了算！这财产是我的，我浪费的啥，关你屁事，若烦我，请你走人！”雇员合同的甲方表面上是政府，实际上就是政府首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专家毛寿龙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任建明等认为：“政府雇员制有可能演变为领导个人的派性政治，成为某个领导的个人雇员制。有的新上任领导为了用自己人，很可能随时解除聘用合同，撤掉雇员，而不是用人唯贤。因此，对政府雇员的评价，不能由领导个人说了算，在政府雇员的聘用、考核、晋升等环节，都应建立科学的标准和程序。”如此，民主集中制将日渐受到个人独裁制的威胁与腐蚀。

四、亭湖区开发区转变公务员身份，实行企业化管理模式，是新型的政企不分。

一个国家机关实行企业化管理模式，还自我得意地吹嘘为“仅仅施行了一周，使得机关工作效能、工作方式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中国企业的改革进行了几十年，企业管理混乱，国有资产流失，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救济，维权成本大等弊端的解决尚不显著，亭湖区开发区有关政府机关，竟然按企业化模式仅运行了一周，就获得了企业化运营模式的精髓，不能不让人惊诧莫名、张口结舌。看来，这些政府的首长，不仅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行家，还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能手，如果将他们的一周运行模式批发出售，足以让亭湖区内的大小企业一周间全部“发生明显的变化”。

真是懂得企业化管理模式，当然会懂得企业职工与企业法人的纠纷的处理。依据现有的法律，我们知道，公务员与政府法人间的人事、工资、福利纠纷，是不适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处理的。但现在亭湖区开发区的精英外，不外乎有亭湖区人民政府的“改革发展顾问”参与，可以使公务员们不再是公务员，即将其固定的身份、性质沉淀到隐蔽的深处，使他们成为一名名具有企业性质的员工。既然是企业员工，又是一年一聘，那么，连续签了两个一年后，亭湖区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要辞退他，他能不能依据《劳动合同法》主张与开发区政府机关建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若是能，那么，亭湖区开发区实行雇佣制改革不过昙花一现而已，只是某些政府首长为了炫耀闯劲、创新能力罢了，因为两年后，开发区再“所有人员实行一年一聘”，已失去意义了。若是不能，则说明：亭湖区开发区所标谤的“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他们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企业性质的普通职工”纯粹是想招引舆论的眼球，具有企业性质的普通职工，在承担义务时强求按雇员合同履行，在主张权利时却不得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这难道不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吗！如此，显然，政府节约管理成本的立足点，是混淆政企管理的特点与界限，不是着眼于现有人力资源的效率提高，而是通过降低现有人员使用成本及增加编外人员解决。

换个角度，这些被政府首脑们降格为职工的公务员，但档案里的身份还是公务员，而且这公务员的身份非依法定程序不能撤销，而职工只是首长们创造“政绩游戏”时戏称的，所以，这里的政府雇佣合同，在职工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不得适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但这还不是这些被转换身份的公务员的最悲惨之处，进一步研究，何谓雇佣合同或雇员合同，在民法上，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雇工合同或者劳务合同。政府机关与工勤人员之间适用劳动法是有法律规定的，但政府机关为了“试点”的需要，不敢昭示这种雇佣合同是否受劳动法调整，而采用不伦不类的雇员合同，奈何签订的对象，偏是企业性质的普通职工。在企业，你若与某企业签定了一份雇员合同，你与该企业间建立的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或雇用关系，鉴于这种关系，企业是没有为其缴付各项社会保险的义务的。这种关系也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打个简单的比方，你的家庭雇了个保姆，你不必为她办理养老等保险的，她告到法院也没有用。综上所述，你就能知道，与公务员签订雇员合同，这个合同到底受什么法律调整，只怕有些领导做鬼也不知道。我看还是换个名字，少来些哗众取宠，直接套用“岗位目标承诺制”好了，在企业内部则通常叫做“岗位目标责任制”或“内部承包责任制”，免得学个四不象，还以为得了印度真经。

二OO八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