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林业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快林业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林信发〔2013〕1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局（厅），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各计划单列市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全国林业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快林业信息化发展步伐，更好地推进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认识，把握总体要求
（一）充分认识林业信息化的战略地位与重要作用。林业信息化是破解林业发展难题、创新林业发展平台、促进林业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林业质量效益的关键抓手。在林业改革发展进程中，林业信息化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先导性的作用，没有林业信息化，就没有林业现代化。将信息化融入林业建设全局，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是顺应世界信息时代发展潮流，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等中央决策部署，开创林业发展新局面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实现林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二）准确把握林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林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统一思想为前提，以应用需求为导向，以融合创新为动力，以重点工程为抓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全面启动智慧林业建设，为提高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现代化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做出新贡献。
二、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
（三）优化林业信息化顶层设计。以国家信息化宏观规划为指导，加快编制或完善区域性、专题性林业信息化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同级林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需求调研，科学谋划先进信息技术应用方略，切实增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采用系统的观点和全局的视角，对林业进行综合分析与抽象，构建信息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的规范框架，形成指导信息资源建设、业务系统建设、运行支撑与安全系统建设的技术指南、标准规范、规章制度。
（四）完善林业信息化基础设施。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加快完善覆盖国家、省、市、县和重点乡镇的信息网络，提高信息的共享利用及安全保障水平。完善和充分利用林业专网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着力推进偏远林区、基层单位的网络建设，破解林业信息交互“最后一公里”难题。租建结合，多措并举，提高林业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不断充实完善软硬件设施设备，有效改善林业信息基础设施条件，为发展各类政务和业务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五）强化林业信息资源整合。按照集约化的理念，着力开展国家林业数据中心和省级林业数据中心建设，建立和完善林业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与交换体系，促进数据的大集中、共建共享和业务协同。市、县级已建林业数据中心，要按照所有权和管理权、使用权适度分离的原则，尽快交由省级林业数据中心托管，今后原则上不再批准建设新的市、县级林业数据中心。依托门户网、办公网和涉密网平台，加强系统级林业信息资源整合，促进信息资源管理和利用。按照“平台上移、应用下移”的理念，国家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现有应用系统的整合优化和新建应用系统的统一开发，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按使用权限应用各类业务系统。
三、加强网站建设，推动职能转变
（六）加强林业网站群建设。依托中国林业网，大力推进网站整合，加快地方林业网站建设，打造纵向到底的林业门户网站群。按照业务领域，协同推进各类林业专题网站建设，打造横向到边的林业专业网站群，实现网站服务对象由内部向外部、由部门向社会的重大转变。按照“四个服务”、“四大功能”的要求，优化网站设计，丰富网站功能，强化信息保障，深化绩效评估，促进各级各类林业网站建设。积极推进林业微门户、微博、微信等信息发布和互动交流平台建设，努力开创林业网站发展新局面。开展网上林业政务大厅与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强化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外网反馈机制，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廉洁型、服务型、效能型、法制型政府建设。
（七）推进林业办公网站群建设。以架构优化、共享协同为导向，继续完善国家林业局办公网，逐步扩大移动办公使用范围。加快省级林业办公网建设，逐步覆盖辖区内各级用户，并实现与国家林业局办公网的互联互通。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将重点放在深化业务应用和提高服务水平上来。强化办公网信息更新、综合办公、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在线学习、互动交流等动能，不断提高网站的实用性。
四、深化业务应用，开展示范建设
（八）加强重大业务应用系统建设。着力推进林业资源监管系统、营造林管理系统、林业灾害监控与应急系统、林改综合监管系统、林农信息服务系统、林业产业发展与林业经济运行系统、生态文化与教育培训系统等重点业务系统建设，加快建设智慧林业立体感知体系，着力打造智慧林业管理协同体系，全面完善智慧林业民生服务体系，积极构建智慧林业生态价值体系，努力实现林业立体化感知体系全覆盖、林业智能化管理体系协同高效、林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林业生态化价值体系不断深化、林业规范化保障体系支撑有力的发展目标。
（九）推进林业信息化示范省市县建设。对照示范主题和示范方案，认真组织开展全国林业信息化示范省、示范市和示范县建设，确保工作进度和质量。既要强调典型应用和技术突破，又要注重理念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大对示范工作的政策、技术和资金支持，加强检查指导和总结推广，完善动态评估与激励机制，切实提高示范成效，充分发挥示范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各省区市结合本辖区实际，推进林业信息化示范点建设。
（十）开展先进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建设。以实施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为契机，推动林业物联网应用，逐步建设实用先进的中国林业物联网。以实施国家林业云计算平台建设项目为切入点，深化林业云计算技术应用，推动绿色节能数据中心建设，逐步建成统一高效的中国林业云。以实施国家林业北斗应用示范工程为先导，带动国产对地观测系统和卫星通信系统等在林业行业的广泛应用。抓住国家开展林业电子商务试点建设的机会，推动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各地要积极争取各类信息化应用示范项目，不断提高先进信息技术对林业改革发展的贡献率。
五、深化数据挖掘，促进兴林富民
（十一）加强林业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公共基础数据库和林业基础数据库建设，拓展相关应用服务。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管理公共基础数据、政务管理数据以及各类业务成果数据，并按照相关使用权限提供数据支持和共享交换服务。依托中国林业网和国家林业局办公网，建设全国林业政务数据统一发布平台，促进政务数据挖掘和共享利用。充分利用各类载体，加大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社会困难群体提供林业公益性信息服务的力度。对有益的和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林业政务信息资源，引导和规范社会化增值开发利用。
（十二）深化林业商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建立和完善林业商务信息资源采集管理与开发利用体系。加强林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以及林权交易、碳汇交易、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等商务信息的实时采集、综合分析与权威发布，促进林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信息服务业，优化林业资源配置。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林业商务信息资源采集与开发利用，带动林业信息消费。扶持发展若干林业电子商务龙头企业，组织开展农村林业商务信息服务试点，加快培育农村林业电子商务市场，促进林业经济转型升级。
六、加快标准建设，提高质量效益
（十三）加快林业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加快标准制修订步伐，建立健全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和项目标准为补充的林业信息化标准体系。动态调整标准制修订项目储备库，加强复杂重大标准项目的预研究，提高标准立项和编制质量。深化与行业内外相关专业标准团体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林业信息化标准建设。定期梳理国际国内信息化相关标准，建立林业信息化标准参考目录。加强全国林业信息数据标委会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
（十四）推进林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依托国家和省级林业办公网，建设林业信息化标准专题数据库，方便用户在线检索和阅览。加强标准宣贯工作，提高全行业的标准化意识和执行能力。强化项目立项的技术审查和项目实施的技术指导，确保相关标准得到贯彻执行。加大业务系统统一开发和合作共建的力度，避免低水平重复开发等造成的标准制式不统一问题。开展信息标准化建设示范工作，加快推进全行业信息标准化进程。加强标准实施情况跟踪评估，不断改进标准工作。
七、健全安全体系，保障信息安全
（十五）建立健全信息安全责任体系。从维护国家安全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领导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充实工作力量，完善规章制度，落实工作经费，为信息安全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加强安全与保密部门的协作联动，强化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敏感环节的安全保密专项审查，切实执行信息安全“一票否决制”。坚持日常巡检与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相结合，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完善信息安全集中监控体系，加强运维人员安全技能培训，提高信息安全事件监测预警能力。开展全员信息安全教育，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防范能力。充分发挥有关专家、相关组织在信息安全工作中的支撑作用。
（十六）落实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制度。加强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及时研究整改发现的问题。强化外包服务安全风险意识，切实加强外包风险管理与防范，涉密信息系统不得外包。充分应用密码保护、身份认证、内容过滤、跟踪审计等安全防护技术，科学划分网络安全域，有效规避信息安全漏洞。开展重要信息系统调查工作，编制林业信息安全规划，解决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台林业信息系统安全定级指导意见，组织开展系统定级及备案，开展第三级以上信息系统等级测评。加强灾难恢复系统建设，国家林业数据中心应采用同城和异地灾难备份与恢复策略，省级林业数据中心可采用同城或异地灾难备份与恢复策略。制定和完善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备勤与应急演练，提高突发安全事件处置能力。
八、增强创新能力，夯实发展基础
（十七）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瞄准国际国内发展趋势，实施林业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行动，不断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依托具有较强创新研发实力的教学科研单位，推进林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有关IT企业、教学科研单位、技术测评单位等联合组建林业信息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科研力量的组织协调，围绕智能感知、快速传输、智能分析、共享交换、辅助决策等关键领域，开展研发与产业化。加强信息技术科普推广，提高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十八）加强林业信息化软科学研究。高度重视软科学研究在林业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林业信息化发展战略为指导，围绕方案、政策、措施、制度、人才培养、交流合作、绩效评估等议题，深入开展研究工作。以完善顶层设计、促进整体发展为目标，持续开展战略需求、规划设计、推进路线图等研究，为林业信息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撑。
九、理顺投资机制，加大资金支持
（十九）建立行之有效的财政支持机制。积极争取各级政府财政投资，建立健全林业信息化预算定额标准体系，确保项目有投入、运维有资金、建设有保障，完善林业信息化长效投入机制。建立健全合力共建的投入机制，加大林业建设项目中信息化投资的整合力度，各地各单位要在现有林业建设项目总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信息化建设，实行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确保资金落到实处。明晰中央和地方在林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事权、财权划分，做到权责对称并兼顾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应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和筹资责任。
（二十）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鼓励探索多方合作的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林业信息化，不断赋予林业信息化建设新的生机与活力。着力完善市场准入、技术培训、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投融资等优惠政策，为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电子商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及设备研发等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队伍素质
（二十一）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巩固林业信息化“一把手工程”的定位，充分发挥各级林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国家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建立独立的信息化管理机构，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建立独立管理机构。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足额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行首席信息官制度，着力构建权责对称、运转协调、激励有效、惩罚有力的信息化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共建共赢的发展模式和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信息化主管部门切实担负起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管理的职责，完成好综合性、整体性、公共性信息化建设任务，组织制定统一的规划、标准、接口、平台等；各业务部门应在“五个统一”原则下，组织完成好各自业务范围内的信息化建设任务。建立健全成果互通的共享模式，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提供统一服务平台和信息发布工作，统一管理基础数据资源；各业务部门承担本单位业务信息的内容保障工作，将生产的数据提供给统一服务平台，供有关部门依职责权限共享使用。完善林业信息化测评机制，强化绩效考核。组建和发挥专家咨询团队的作用，积极引入社会化支撑力量，不断开创交流合作新局面。
（二十二）加大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力度。加强岗前和在岗信息化教育培训，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信息化意识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专题培训与远程教育相结合，有序推进林业信息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发挥林业教育、培训、科研等单位的主渠道作用，建立林业信息化多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建立持证上岗制度，完善林业信息化岗位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依法依规开展服务外包，弥补人力资源不足困难，优化林业信息化从业人员知识结构。
国家林业局
2013年8月12日
能动司法原理和方法研究
胡波
内容提要：本文拟通过分析能动司法的原理，概括能动司法的方法和途径，以期丰富能动司法的内涵、扩展能动司法的外延，为能动司法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作出些许贡献。本文认为：能动司法的现实诉求赋予其正当性，其法理依据赋予其合理性，其法律依据赋予其合法性；但凡能够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及人民法院能够对公共管理等社会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和活动，均属于能动司法的范畴；能动司法除了综治维稳、联动速调、指导取证、积极调查、巡回审理、注重调解、促进执行和调解等常见的方法和途径外，还可以另辟蹊径，如提出法律（议）案、提请解释与审查、作出司法建议、依职权审查绝对无效合同和对民事违法行为给予民事制裁等；能动司法不仅在实体上有所作为，还可以在程序上大放异彩，不仅针对个案发挥功能，还可以通过审判活动的延伸影响其他上层建筑，进而修正政治活动、改变司法环境。（正文10596字，内容提要367字，注释696字。）
“能动司法”是法律界现今热议的话题，由于相关理论研究尚未深入，司法实践尚不充分和法律规范零散不成体系，导致其原理不清、方法不明，现有观点皆语焉不详。本文拟通过分析能动司法的原理，概括能动司法的方法和途径，以期丰富能动司法的内涵、扩展能动司法的外延，为能动司法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作出些许贡献。
一、能动司法概述
（一）能动司法的概念
目前，“能动司法”一词，散见于我国各类媒体，但其概念皆模糊不清。我国法律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能动司法”的范畴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司法能动”、“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和“司法能动主义”等各类主张。有人认为：能动司法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①笔者认为，该观点仅揭示了能动司法的哲学依据和概括的功能，并未揭示能动司法的措施、途径、依据和特征。能动司法的概念是：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坚持“三个至上”和司法公正，拓展审判服务领域，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照顾当事人诉讼能力低弱等现状，融合能动司法诉求与法律限制的冲突，依法积极主动地运用提出法律案、作出司法建议、指导取证、巡回审理、调解和释明等方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理念、制度。
广义的能动司法，是一个系统、庞杂的体系，在立法、司法和守法环节，但凡人民法院能够发挥能动性对各类社会活动施以影响、产生作用的行为和活动，皆在此列（详见本文“能动司法的原理”和“能动司法的主要方法、内容及制度”）。
（二）能动司法的特征
1.能动司法专指理论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的我国人民法院特有的审判及相关活动。
我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决定了能动司法在我国出现、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和独一性，而其他国家仅具有能动司法的个别或部分要素。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除了“巡回审理”和“调解结案”等已经初步理论化、系统化和制度化之外，其他方法和措施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而且，仅在司法界形成一定共识，理论界尚持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甚至认为目前进行的某些司法改革有所倒退。②故能动司法的建立仍然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共识的进一步达成和制度的进一步建立、完善。
笔者认为，能动司法不包括法院以外的司法机关的活动，因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已经具有较多的能动性，许多工作均要求其主动出击：如反贪、立案监督、侦查监督、监所监督、治安巡查和侦查逮捕等。并且，在有的国家，检察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
2.能动司法是各种发挥司法能动性具体方法、措施和途径的总称。
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不应该只停留在理论和零星的实践中，能动司法最终应当体现为一种制度。一种司法理念必须具有明确可行的方法、措施和途径，才能通过实践和立法（广义）上升为一种司法制度。
3.能动司法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价值追求）。
能动司法的目的（价值追求）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矛盾纠纷”。如今,在能动司法的语境中，多数学者往往从大处着眼，强调“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很少提及为具体的当事人服务，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矛盾纠纷是人民法院永恒的工作主题，虽然与能动地拓展审判服务领域本身并无本末之分，但仍然应当坚守；第二层次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司法、行政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是以增进人民群众的最大福利为依归，最大福利则体现为社会和谐。
4.能动司法必须坚持“三个至上”和司法公正，戒绝滥用司法权。
因为能动司法强调参与和干预，所以可能出现滥用司法权的情形。司法权本身有自我克制的属性,有自我消极被动的因素。完全取消、忽略司法的消极性特征,采取没有限度的司法能动,也违反司法基本规律,有害于司法。③能动司法应当具有规范性、有序性,保持适度能动、适度干预、适度参与，④为此，必须受到宪法、法律和人民利益诉求的约束，追求司法公正，戒绝司法权滥用。
5.能动司法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型时期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自由但仍需一定干预；社会转型在即但自我管理较弱；国家日益富裕但收入差距拉大；司法改革超前但群众法律知识匮乏，诉讼能力低弱……面对诸多矛盾，拒绝能动司法只会让司法疲于应对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矛盾纠纷，过分强调被动司法的形式公正难免偏离当事人和社会期盼的实质公正。我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广大人民群众对诸如“诉讼时效’等一些关乎其切身利益得丧变更的法律规范，不明或根本不知。在被动的司法面前，他们无法得到公力救济，心中的怨恨情绪往往从对方当事人转移到司法机关，甚至整个社会。怨恨的堆积又引发新的案件或群体性事件。司法机关通过能动司法，能够让当事人及相关群体切身感受到司法为其带来的应得利益，或者理解并接受司法机关积极努力后为其争取到的司法结果，才能满足他们日趋激烈的利益诉求。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事业的不断发展，以物质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诉求将得到更多的满足，当事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对国家、社会和司法机关的诉求将趋于缓和，表达诉求的方式将趋于理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知识和诉讼能力也将逐渐提高，能动司法或被动司法也将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总之，我国无论以何种司法理念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最终目标都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阶段，能动司法是必由之路。
（三）能动司法的渊源
1.能动司法源于司法能动主义，是司法能动主义在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以克里斯托弗•沃尔夫为首席大法官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陆续作出了大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判决，这些判决所体现出来的司法理念被概括为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主要涉及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其特征有二：其一，形式上，法官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自由、灵活地解释宪法和法律；其二，实质上，将自然法和抽象的公平、正义理念注入现行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给予超越法律的救济。⑤在法官造法和实行判例法的国家，体现司法能动主义的司法制度已然完备，但皆限于实体法的具体运用领域，并没有突破程序上的司法被动主义。
2.司法能动并非舶来品，对司法能动的尝试，我国早于美国，而且已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司法能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直至2001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非法证据的排除、证明标准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从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⑥而笔者认为，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在我国早已有之：古有中华法系的“职权主义司法”，近有东方经验的“马锡武审判方式”……，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动司法，但至少证明司法能动并非舶来品。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土地革命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发挥司法能动性，改变民国时期繁琐的司法程序，打击反革命行为，巩固革命成果，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二、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78年，否定司法的作用，司法处于混乱状态，彻底抑制司法能动性；三、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恢复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能动性得以较低程度地发挥；四、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以“转变司法职能”为主要内容，探索对行政的监督，着重治理腐败，为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服务，强调和追求“司法独立”、“司法权威”和“司法被动”，忽视和抑制司法的主动性，司法的主动性仅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⑦； 五、2009年至今，正确审视我国包括司法现状在内的国情，重新重视我国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升华为“能动司法”，其具体表现是：司法为民，深入基层和群众，送法上门，大量进行巡回审理，方便当事人诉讼；形成大调解格局，强调案结事了；主动清理执行积案，争取执行救助金和积极参与综治维稳工作等。司法功能的定位由“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保驾护航”。
3.我国的能动司法包含司法能动主义的内容，但已经突破司法能动主义的范畴。
长期以来，“司法的被动性”被认为是司法区别于行政的特征之一，因固守这一成见，但凡法治国家或拟建设法治的国家均以被动司法为宗旨设计和建立法律制度。能动地司法或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只是作为被动司法语境下的补充和辅助，其适用范围和途径较为狭窄，方法较为单一，比如：在美国，仅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和法官在个案中行使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多认为主要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实际上，我国的能动司法早已突破司法能动主义的范畴，不仅有实体上的突破，还有程序上的独创。对此，本文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三、能动司法的原理
能动司法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和可行性，是其存在的理由，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析：
（一）能动司法的现实诉求赋予其正当性
在我国移植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中，司法的内容主要是：被动地受理案件、审判案件和执行案件。与多数国家一样，司法的过程就是解决具体诉讼案件的过程，司法所能提供服务的领域和途径极为狭窄。新时期的中国司法，应当积极回应国家、社会和群众的需求，这些需求，既包括对司法的直接需求，即通过审理个案公平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更包括对司法的间接需求，即通过审判和相关司法活动影响其他上层建筑和反作用经济基础。为满足直接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可以在现有方法和措施的基础上能动地有所作为，如：（参与）综治维稳，联动速调；指导取证，积极调查；巡回审理，注重调解等。为满足间接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可以能动地拓展审判服务领域，主要包括：一、人民法院通过法律适用,在遵循法律解释规则的情况下,填补法律漏洞,细化、具体法律规定；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监督具体行政行为, 促进依法行政，参与社会治理,完成政治使命；第三、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裁判,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引导公共政策的形成。⑧
（二）能动司法的法理依据赋予其合理性
我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既有一部分是对法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有相当一部分移植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诸如意思自治、行政处罚、行政诉讼等。这些移植来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对于改变我国公权力过度干预私权利、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行政权监督和约束缺位等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得益于这些法律和制度使得司法以消极的、被动的、克制的特征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执法与司法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一度令饱受公权凌驾的公民切身感受到法律保护其权益的强大力量，从人人自危转变为人人为了福祉不懈奋斗，激发、解放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的消极、被动和克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各项事业成就的取得和人民生活的富裕起到了不容否定的作用。
但是，司法的消极、被动和克制不是司法永恒的主要方面。有观点认为：从司法权本身的规律看,能动与被动是司法的一体两面,司法的被动性更多地只是对司法的某个阶段的程序要求,而不是对司法的整体价值判断。⑨笔者赞同并将其拓展为：
司法体制的改革，必然包括对司法能动性和被动性的取舍，谁主谁辅，抑或不分主次，均取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方向，并以人民群众的普遍诉求（社会心理）为导向。在社会心理普遍接受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所安排的公平程度时，司法只须被动地提供居间裁判的服务就能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法律秩序也在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此时，被动司法无可厚非，能动司法可退居其次；相反，当社会心理普遍认为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所安排的公平程度不可接受时，人民群众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寻求可以接受的公平正义，而通过司法的救助来寻求法律秩序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无疑是温和方式的首选。此时，如果司法仍然持被动态度，人民群众的诉求将得不到满足，将采取激烈、极端的救济放方式，如：上访、暴力的私力救济和群体性暴力等。
以下事实可印证上述法理：2008年至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阶层之间，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党和国家的多个重要文件均提及“人民的诉求”、“社会的转型”等隐含重大社会问题的概念；社会也出现了“瓮安”、“石首”、“孟连”等群体性事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⑩，人民群众对一些诉讼案件的关注也空前热烈，甚至试图通过声援、舆论等方式左右或改变司法结果。对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部分转化为对司法现状的不满：2008年，对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投反对票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创历史新高。2008年，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在与珠海市中院法官座谈时指出：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是判决死刑的依据之一。许多法律界人士误认为，王胜俊同志要求人民法院根据人民的意愿审理和判决案件。究其本意，这一提法是指：司法应当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能动司法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进行了“三个至上”、“人民法官为人民”等主题学习和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是新时期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有效方法，卓有成效的是：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发挥司法的能动性，掀起探索和实践能动司法的高潮，实施了巡回审理、送法上门、联动速调和清理执行积案等司法措施，百花争艳，百家齐鸣。能动司法虽然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但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比如：2009年，各级法院执结新收案件244.6万件，标的额5760.1亿元，同比分别上升9.9％和9.5％；共清理2007年以前积累的执行案件347.9万件，执结各类积案340.7万件，执结标的额约3430亿元；⑪2009年，其他国家经济普遍衰退，而我国经济仍然以8%的速度增长，成为牵引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最强劲动力；有的国家因经济衰退引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而我国依然稳定团结……。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国家综合的宏观调控外，能动司法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人民法院不仅以传统的工作方法有力地维护了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人民法官还深入企业和基层调研、服务，为许多企业走出困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出更多努力。
另外，法律具有政治职能，司法不可能脱离政治，也具有政治职能。在我国，司法的政治职能也要求司法发挥能动性。具体见王胜俊同志在江苏法院调研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时的讲话，⑫本文不再赘述。
（三）能动司法的法律依据赋予其合法性
我国以下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文件赋予了能动司法的合法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和其他议案的权力。
2.《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三条，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的权力。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在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
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的职权。
5.《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第四十七条，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引渡意见书。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有违法行政、违法管理社会事业等公共管理问题时，向相应机关或单位作出司法建议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