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重庆市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若干问题的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若干问题的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府令第48号，1993年2月17日发布施行，1993年2月6日市人民政府第一百二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促进我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活力，根据《条例》有关规定，结合重庆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方全民所有制工交、邮电、能源、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科技等企业。中央、省在渝企业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关于企业资产经营开式
企业资产经营形式主要有：股份制；投入产出总承包；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亏损企业减亏、扭亏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以及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的其他形式。
第四条 关于企业资产经营形式的确定
企业资产经营形式由企业同政府指定部门商定或由政府指定部门确定。
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也可以改为股份合作制，或者通过拍卖产权，转为集体企业、私营企业。
技改任务重的重点企业，可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
创造条件试行股份制。对采取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严格按规范化要求积极慎重试行；对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应大力推行。承包企业经批准转为股份制，当年承包任务应当完成，次年度按国家有关股份制规范意见执行。
促使企业调整组织结构，积极组建企业集团。企业对其内部独立核算的分厂、车间和其他分支机构，可以采取多种经营责任形式。
第五条 关于调整税利分流企业的所得税率
经批准试行税利分流的企业，执行统一所得税率，免除企业税后负担，实行税后还贷。所得税后国家应分得的利润，可作为国家的投入返还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
第六条 关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权
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特殊产品外，企业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实行多种经营和综合经营，自主选择经营方式，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设立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也可直接向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报企业主管部
门备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接至企业申请后，应在10日内办理完有关手续。不把有无主管部门作为企业登记的条件。
企业可自主编制和调整生产经营、技术、财务计划，报有关部门备案。
除国务院和市计划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以外，企业有权不执行任何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企业执行指令性计划，有权要求计划下达部门按《条例》规定提供保证条件。凡不能提供保证条件的，企业有权不执行，或给协商，实行保质、保量、不保价。
执行指令性计划产品和实行生产许可证产品的目录，由市政府府指定部门定期公布。
第七条 关于企业产品定价权
企业生产经营的日用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劳务定价，属国家、省物价部门管理以及委托市管理的，市物价部门应列出价格管理目录，经市政府审核后定期公布。凡未列出者，一律由企业自主定价。
第八条 关于企业物资采购权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以外所需的物资，有权自主采购，自主调剂。禁止任何单位以任何方式指定企业的供货单位和供货渠道。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的物资，有权直接与生产企业签订合同，也可委托物资企业代理供货，并签订合同。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对违约者应追究违约责任。
第九条 关于企业进出口权
企业可与有进出口权的企业采取联合、联营，代理或联合组建分机构的方式，延伸使用其商品进出口权，参与对外贸易，外贸部门应予支持并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企业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并通过有对外经济合作权的企业以联营、挂靠等多种形式在境外承揽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
凡具备条件的企业，市经贸委、经委应及时报国家有关部门争取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条 关于企业投资决策权
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地区发展规划指导下，用留用资金及自筹资金从事生产性建设，由企业自主立项报有关部门备案。
企业留用资金指：已上缴税利后余留下业的归企业使用的资金；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驰名字号、商标转让他人按规定留给企业的资金；国内外单位和个人赠送、奖励给企业的资金以及其他规定留给企业的资金。
企业自行筹措的资金指：企业之间的融通资金；企业内部职工自愿筹集的资金；企业同非银行金融机构自行协商筹集的资金。
企业与外商进行合资、合作，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市政府规定报批的，有关部门应实行一个窗口审批。
对需要报批的基建、技改项目，分别由计委、经委组织银行、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集中审查。对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竣工和投产开业，实行一次性集中验收，基本建设项目由计委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技改项目由经委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以留利安排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或者补充流动资金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核实，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按下列公式计算：
应退税款＝留利投入资金1－企业适用所得税×企业适用税所得税率×40％
所得税率以投资当年的所得税率为准
企业用前几年积累下来的留利于当年投入生产或补充流动资金，而当年实交所得税不足企业应退所得税额的，应在今后年度企业上交所得税中如数退足。
全部减免所得税的不予计退，部分减免的扣除减免后计算，缓交的应抵减交数。
在承包企业守成承包上交任务，其他经营形式的企业应上缴利润不低于上年的前提下，企业可自主决定增提新产品开发基金、折旧基金和增补流动资金并免交两金，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实行工效挂钩的增提额的50－100％视同上缴；同上交税利挂钩的增提额影响所得税部
分视同上交。纳入工效挂钩考核，计提上浮工资。
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增补的流动基金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无偿调拨。
1993年底前免除企业税后或完成承包上交后的留利中交纳的能交基金、预算调节基金等税后负担。
第十一条 关于企业资产处置权
企业资产出租、有偿转让的对象可以是全民、集体、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也可以是外商投资企业。
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可以出租，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的企业主管部门批准，也可抵押、有偿转让。
第十二条 关于企业劳动用工权
除法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由企业录用安置的人员外，有关部门不再对企业下达指令性劳动用工计划和招工指标。企业在本市城镇范围内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条件、方式和数量。但从农村招收合同制职工和农民轮换工，仍需按计
划执行，报经劳动部门批准。
本市范围内的全民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城镇集体企业之间的职工流动，由双方企业自行协商一致后，即可直接办理商调职工手续报劳动部门和主管部门备案。调入职工执行调入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不需再办理变更职工所有制身份的手续。
企业应深化劳动用工制改革、普遍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或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
工业企业组织富余人员新办独立核算的第三产业企业，其中安排本单位富余人员占新办企业职工总数60％以上的，1年免征流转税，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第十三条 关于企业人事管理权
企业法定代表人由政府或政府指定主管部门任免（聘任、解聘）。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按规定产生。
企业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可以由一人兼任，也可分设。在职的厂长（经理），经考核合格的，可按程序连聘连任。
企业厂级行政副职，除市政府另有规定的以外，由厂长（经理）提名，征求企业党组织意见，厂长决定任免（聘任、解聘），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任免由厂长（经理）决定。
企业应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聘用制，企业可自主在本企业职工中聘用和按规定自主在社会上招聘、调整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并应签定聘用合同，聘用的期限和待遇根据岗位的不同，由企业自主决定。
对于企业管理人员任免，法律或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关于企业工资、奖金分配权
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依据实现利税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依据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
（一）企业实行“工效挂钩”的办法，由劳动、财会同计划及有关部门制定。工效挂钩的基数和比例由劳动、财政、企业主管部门共同核定；
（二）完善工效挂钩办法，取消工资总额以外的各种单项奖、津补贴，将其纳入工资总额，相应调整进入成本的工资基数。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应实行工效挂钩。亏损企业也可以实行工资总额同减亏额挂钩浮动的办法。工效挂钩的主要形式，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税利挂钩的办法；
（三）选择部分有条件的企业，在符合《条例》规定的两低于的原则下，由劳动、财政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基数后，企业可自主决定工资总额；
（四）建立工资储备基金。企业应当每年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不少于10％的数额，作为企业工资储备基金，由企业自主使用。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1年工资总额的，是否继续提取，由企业自定；
（五）凡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其工资总额使用计划，由企业自行编制，并报计划、劳动部门备案，通过银行执行；
（六）未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可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由劳动、财政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年度工资总额，报计划部门备案，企业自主使用；
（七）企业在提取或核定的工资总额内，有权决定本企业工资制度及具体分配形式。具体方案，由企业厂长（经理）提出，经职代会审查同意后执行；
（八）逐步取消对企业法人征收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直接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十五条 关于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权
企业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实际需要，自主决定。武装、保卫、计划生育等特殊要求的工作，企业应落实部门和人员负责。
改变企业及管理人员套用行政级别的做法，取消企业行政级别。凡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需向企业发文或传达的，按企业党组织规模（党委、总支、支部）或企业类型（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明确发文及传达范围，不再以局级、县团级的规定向企业下达。
第十六条 关于企业拒绝摊派权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或变相摊派人力、物力、财力。
企业厂长（经理）对各种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会议有权拒绝参加。
非经企业要求和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帮助和服务为名，给企业增添不必要负担。
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市财政、物价部门审核，并编制目录，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除国务院和市政府另有规定外，其他各种奖励、评比活动，其经费由组织者负责，不得转嫁给企业。
对于摊派不成，以各种借口对企业进行打击报复、设置障碍的，一经查实，应加重处罚。
对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检查项目，实行检查人员持证检查制度。无证检查的，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七条 关于企业的经营责任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责任制的企业必须建立风险基金，风险基金包括从税后留利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经营者或者经营集团交纳的承包租赁风险抵押金和职工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和职工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未完成上交任务的，其欠交部分应依次由企业经营者或经营者集体和取工个人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工资储备基金、税后留利资金补足，如当年顺序内全部资金仍不有补足欠交的，次年按上述顺序补足。
第十八条 关于企业的盈亏责任
关于厂级领导的奖励，由政府设立厂级领导奖励基金，按《条例》规定对经营成果显著的厂级领导，实行一次性奖励。具体办法由市经委、市人事局、市财政局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对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的厂级领导，按《条例》第29条规定执行，并不得异地安排相应职务。
对经营性亏损的企业，应限期减亏、扭亏，限期内达不到目标的，应追究企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对于经营性亏损企业的工资、奖金发放，按《条例》第29条规定执行。对实行减电扭亏责任制的企业，扭亏为盈，弥补完亏损后第一年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
对政策性亏损的企业，由财政部门会同企业主管部门核定亏损额，实行亏损包干、节亏全留、超亏不补的办法。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因生产定价、定量的指令性计划产品而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经财政部门审核，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其他方式补偿。
企业以不计提折旧或少计成本、挂帐不摊等手段，造成利润虚增或虚盈实亏的，政府有关部门有权责令企业以留用资金补足。情节严重的，应追究企业领导人责任。
第十九条 关于企业的转产、停产、兼并、破产
（一）转产是在不终止企业的法人地位，不改变原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企业主导产品或主营范围的变化。除国务院、市人民政府明文规定的特殊限制产品和经营领域外，转产由企业自主作出决定，并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企业停产整顿是企业在经批准的期限内暂时中止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整顿的行为。停产整顿的前提是企业经营性亏损严重，但未达到破产条件。停产整顿不改变企业法人地位和债务关系。企业停产整顿方案经政府指定部门会同财政、税务和有关银行批准后，在规定的整顿期限内
免交税费、减免贷款利息，停止发放奖金；
（三）企业兼并应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企业兼并的方式有：购买式、承担债权债务式、控股式。
1．企业可自主决定兼并其他企业，无须报批，担应报主管部门和财税部门备案。企业被兼并须经政府指定部门会同资产管理部门批准，也可根据企业申请由政府决定；
2．为增强兼并企业的吸纳消化能力，对被兼并企业在资产清理和评估后确定的因定资产损失应由国有资产管理或财政部门认定后，予以冲销；对核定的亏损，包括潜亏，自行消化确有困难的，经财税部门审核批准，可以定期减免兼并企业的上交利润或所得税、免流转税；
3．对兼并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兼并企业承担的被兼并方的银行贷款，由兼并企业与有关银行重新签订借款合同、重新安排还款期限，银行不再加息、罚息。因特殊原因债务到期后归还仍有困难的，可商请银行适当延期。对资不抵债的被兼并企业因债务亏空较大而占用的贷款，兼并企
业在落实还款来源，订出还款计划的情况下，在规定时期内银行可对这部分款，免收、减收利息；
4．对被兼并企业转入第三产业的，经银行批准，自开业之日，实行2年停息，3年减半收息；
5．企业被兼并后，原有职工应由兼并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安置。
（四）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达到法定破产条件的，经企业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企业可提出破产申请。破产企业职工，依照法律、法规安置。
第二十条 本市地方国有企业财产为国家所有。市人民政府负责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第二十一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服务，维护企业依法行使经营权，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干预，协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条例》和本办法，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合法权益的，企业可依法申诉、举报，由受理机关严肃查处，责令其改正。给企业造成损失，情节严重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主管部门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同《条例》一并实施。凡本办法未涉及的问题，一律按《条例》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重庆市经济委员会会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制局、重庆市监察局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本市制定的行政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1993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