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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职务犯罪 预防调查权 程序
【内容提要】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概念、性质、特征、要素和程序性规定，预防调查的目的在于提出有效预防对策，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方法，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工作，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实现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在价值。
预防调查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检察预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笔者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务暨检察理论研究的目的出发，通过探究预防调查活动的规律性和法理支撑，期望能对推动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的检察预防制度有所裨益。

一、职务犯罪预防权是检察权应有之义，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职务犯罪预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执法，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说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职能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在全国检察系统成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也说明检察权的行使与职务犯罪预防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职务犯罪预防权是就其实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延伸，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行政执法监督权过程中的一种派生权力，职务犯罪预防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业务工作, 就是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办案，发现职务犯罪得逞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形成规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预防权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检察建议权和宣传教育咨询权。＜＜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第七条至第十三条用七个条文规定了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以下简称预防调查权）的性质、要素和内容。预防调查权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单独或者联合有关行业、部门、单位进行。上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定期提出专题调查要求，组织下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是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调查内容是定期对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查明个案原因、症结，把握类案特点、规律，研究区域、行业职务犯罪状况，了解变化趋势。调查方法是开展犯罪分析，应当查阅有关案件卷宗、档案，向有关单位、人员了解情况，旁听案件的法庭审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结果是预防调查结束后应当提交调查报告，并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和制订预防措施。在预防调查中，应当注意发现并依照规定作好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等工作。应当就犯罪分析结果提出书面报告并向侦查部门通报。对犯罪分析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报告并提出工作建议。
二、预防调查权依附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具有相对独立性，主动性、置前性和效果的间接性
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权的主要实现形式，预防调查权的职权基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预防调查活动不能脱离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和诉讼监督活动。预防调查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体现为立足检察职能开展预防调查，便于监视职权运行状态，及时发现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失序及原因，以便提出检察建议，开展宣教咨询，通过对权力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跟踪监督保证权力干净高效运行。但预防调查权的依附也是有条件的，其行使主体是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而不是侦查、公诉等办案部门。预防调查权也不具有相关的强制措施，也不能对预防对象产生实体影响，而是通过启动检察建议启动纠错机制间接作用于预防对象。＜＜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调查权的相对性作了强调，将其与其它检察职能相对分离并专门授权给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行使。预防调查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 方法有别于初查、侦查阶段的犯罪调查，预防调查的启动不以接受举报或者申请为条件，不以事后查究和处分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而是一种通过开展调查，发现犯罪隐患，发出检察建议，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同时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移交侦查部门处理。因此预防调查是一种建设性工作而非办案程序，只要有开展预防调查的必要，经过内部立项审批程序就可以主动进行。预防调查是实施预防行动的前置阶段，准确制订预防方案，有针对性地实施预防行动，获取预期的预防效果，都必须要以预防调查的质量为基础。特别是检察建议与预防对策是否切实可行，关键取决于预防调查的质量。仅有调查质量还是不够的，预防调查效力的发挥必须通过预防对象内部的制约、纠错机制得以实现，预防调查效果的间接性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调查结果，适时发出口头或书面检察建议，帮助预防对象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机制，而这才是预防调查的最终目的。对预防调查权的规定还需要预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建议高检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领导对预防调查权不断总结完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在起草中列入预防调查权，使检察预防调查工作有明确的国家法律依据。
三、预防调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程序性权力，其运作过程包括立项审批、移送管辖、作出结论和跟踪反馈等操作程序
预防调查不同于职务犯罪初查、侦查，也有别于普通的调查研究，它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一项专业性工作，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最终目的在于查明职务犯罪原因，发现职务犯罪隐患，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实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为了保证预防调查的实施，应当实行立项审批。在实践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制度，预防调查作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子项目由项目承办人每年提出调查项目，报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立项。预防调查主要有三种类型：个案调查、类案调查和专项调查。预防人员每年每年根据拟开展调查的类型提出调查意向，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明确调查目的、内容、形式、范围、费用等基本要素；预防人员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呈报预防部门领导审核，同意后报主管检察长审批，经主管检察长同意并发出明确的书面指令，预防人员根据签批的文件开展调查研究；对重要的预防调查如大型社会性调查、涉外性调查等社会影响大的项目应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备案审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在备案审查中发现不应立项而立项的，或者应当立项而未立项的，可以指令下级纠正。实践中预防调查与纪检监察和职务犯罪侦查常常存在衔接关系，必然涉及移送管辖。预防部门在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中收到举报材料或自行发现涉嫌违法或职务犯罪线索，应当参照控告申诉检察职能中的线索分流和归口承办制度，对于应当由其他机关或本院职能部门管辖的案件或事项，应当制作移送函，报经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将相关材料和调查结论一并移送管辖。预防调查的结论和成果，除用于对策分析和资料备份外，还用于提出检察建议。预防部门要根据预防调查制作检察建议，对外送达并跟踪反馈，收集信息，保证预防调查效果的充分实现。
四、预防调查权的实体性权力是讯问询问权、调阅案卷权和社会调查权
预防部门及预防人员开展预防调查应按照审批，制定调查方案，收集相关资料，拟写调查报告，运用调查报告及跟踪反馈等程序进行。在预防调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座谈、调取有关材料，也可以商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勘验、鉴定。其中特别要强调预防调查权的三项主要实体性权力。一是讯问询问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和动机的剖析必须通过与其进行面对面交流才能了解，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及演变规律还需要通过其亲友及单位同事、领导的口述才能清楚，因此预防调查工作需要借助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讯问询问权，才能探究到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深层次犯罪心理，才能制订出更有效的预防对策。所以在检察系统内应赋予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讯问询问权，预防人员在案件进行到适当阶段，如办案后期证据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以书面请示的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经检察长审批同意后，可以接触犯罪嫌疑人及有关知情人，制作调查笔录，进行犯罪分析。二是调阅案卷权。预防人员进行个案和类案调查，必须要查阅相关案件卷宗，如果是已结案，可以通过内部程序直接到检察机关档案部门调阅；如果是未结案，涉及案件保密，预防人员应以调阅函的书面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报经检察长同意，同时保守国家秘密，如果发生泄密等不利于案件查办的情况，应查明事实追究预防人员责任。三是社会调查权。对一些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如承担国家级或省市级重点课题，预防人员应积极参与，可以牵头组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专门调查组联合调查，或开展规模调查，可以和专业的调查机构或知名专家合作，在一定区域内社会预防网络资源对某类群体、现象、事件等进行社会调查，或进行涉外调查，根据等国际预防性文件的规定与外国专家学者选择国际性重大课题开展联合调查。预防人员开展社会调查要经过检察长同意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同时要积极争取本院和上级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五、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程序衔接转化问题
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两种不同的检察职权，分别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或基层检察院专职预防人员）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行使。预防调查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对已发生职务犯罪的单位，职务犯罪多发领域、系统和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项目或自行发现、群众反映或领导交办、上级批办的一些情况不明、性质不清、群众反映强烈，在体制、管理等方面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问题，出于帮助预防单位堵漏建制，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而展开的一种情况调查活动。而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是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根据群众举报、自行发现或领导交办、上级批办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开展初查，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通过取证查清犯罪嫌疑人的职务犯罪事实，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犯罪调查活动。预防调查权不具有强制性，不经批准不能以预防调查为名直接进行和介入初查、侦查活动，不能使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强制性措施和相关权力，在调查过程中，严禁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更不能对被调查单位帐目、资金等采取扣压、查封等手段，对于调查后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有犯罪嫌疑的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严格按照司法程序移交反贪、渎检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处理，不能自行开展立案侦查。在调查中认为存在违规违纪问题或存在一些职务犯罪隐患的事项又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党政纪处分的经批准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并以检察建议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要求被调查单位限期整改，协助其开展预防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以上程序具有刚性，不称送即为失职、渎职，预防部门及人员不得违反预防纪律私自隐匿或自行处理涉案线索。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实现形式，检察工作具有一体性，预防调查的成功运用可以推动自侦查案的深入开展，如扩展案源线索，摸清犯罪规律，提供预警信息等，自侦查案也为预防调查提供丰富的个案和类案典型案例。预防部门要结合反贪部门“以人查案”、渎职部门“以事查案”、控申部门的举报初查等适量组织预防调查，与侦查部门加强协调配合，预防调查与打击犯罪的检察机关内部协作机制。其中特别要注意从预防调查转入侦查的程序转化问题。预防部门及人员即要对不具备立案条件，不能作为侦查线索追究犯罪行为的一些情况，针对某一领域、部门、单位存在制度上、管理上的严重漏洞和容易诱发职务犯罪薄弱环节作为预防事项，缜密甄别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又要对经调查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一方面严格保密规定（特别是对调查对象保密），一方面转换程序，及时向有关侦查部门移交处理。在预防调查阶段所作的笔录不能直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证人证言作用，这是因为预防调查与犯罪侦查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有不同的程序性规定，如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证人证言涉及权利告知程序，所以预防调查转入侦查阶段后，侦查人员必须制作讯问和询问笔录，至于预防调查中获取的其他书面材料，则可以在按照证据规则补充相关手续后作为书证使用。还需要提出的是不存在预防权与侦查权的合并问题，只有预防部门向侦查部门移交办案权的问题。特殊情况下预防人员经检察长特批可以参与所发现案件的侦查，但必须按照侦查程序进行，此时预防人员的身份已经发生转移，转为侦查人员而与预防业务没有联系。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王 煜 赵刚

谈医疗服务中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韩溢、赫子竞、朱铁成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azure_rose@sina.com
一、 知情权、决定权的含义
为保障日常生活中消费者的权利，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该法赋予消费者九项权益，即人身财产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社团权、获得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权、尊重权和监督权。消费活动中，消费者最常运用的也是最基础的权利就是知悉真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所谓“知悉真情权”或“知情权”，即《消》法第8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具体指，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所谓“自主选择权”或“决定权”，即《消》法第9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具体指，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消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领域的消费，如医疗服务。患者到医院就医，接受医院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以使自身得到康复，同时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一民事行为本身符合消费法律关系的特性，应适用《消》法，患者作为消费者理应享有《消》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
二、医疗服务中保障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必要性
医疗服务虽然是生活消费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医疗服务有着其独有的特性。具体讲医疗服务的独有特性有如下几方面：
1、医疗服务的内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器官和组织，服务的结果对消费者的肉体乃至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承担的风险特别巨大。
3、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医疗知识严重缺乏，因而，对于医疗服务的方式、品种，甚至价位的选择方面，几乎提供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而消费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4、由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今后健康乃至生命，因而，从消费过程的心理状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居于优势，消费者处于劣势，通常消费者不敢对服务本身提出质疑。
医疗服务具有上述特性，使其权责分担有别于一般消费。消费者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尤其象做手术这类服务，无论结果如何，消费者的身体必然要遭受损害，不过是以小害来避大害而已。人体的器官、组织一般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缺失便不复存在，相应的生理功能就要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到患者生命的尽头。因而，医疗服务者比普通消费者在消费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应当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消》法只是对患者的最低保障，法律对于患者的保护应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即，在医疗服务中患者不仅仅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大范围的更有力的切实保障医疗服务者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然而，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其知情权、决定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却不乏其例。如，日前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例中就存在若干医院不尊重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情节。具体是，某男，因右下腹肿物半年有余，到某医院诊治。在对其进行多项化验仍不最终确定肿物性质的情况下，医院决定对该患者实施“剖腹探查术”。然而，这个手术决定的作出，并未向患者交代病情、化验结果、处置方案，也未征询患者的意见；更没有患者本人或者家属的手术同意签字，（当时患者有行为能力，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为严重的是，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隐瞒了部分诊疗措施——在术前谈论会上已决定对患者实施“右半结肠切除术”并已做了相应准备工作；手术过程中，医院超越手术同意书授权的“剖腹探查”的内容，擅自对患者实施了“右半结肠切除术”。
三、医疗服务中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法律保障
正是由于医疗服务的上述特征，及现实生活中医院不尊重患者消费权益，尤其是不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为切实保障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享有上述两项基本权利，相关的医疗卫生法规均对此作出了相应规定：
1.患者知情权
1994年8月29日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就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2.患者决定权
1994年2月26日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从上述法律规定的用语看，法律更严格保障患者而不是普通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在医疗服务领域消费的提供者——医院“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必须”征得患者同意。而《消》法只是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这样的实体权利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医疗服务接受者的关爱，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更适用医疗领域的高风险、影响大的性质。
四、医院有告知义务和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
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是与院方的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相对应的，并且知情权、决定权的实现是以院方的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的履行为基础的。因而，若不强制规范院方的告知、尊重决定义务，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就无从体现。
《消》法对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尚且规定了经营者有详细告知义务，并且有义务对可能的危险要作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对于风险责任更大的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当然应承担更重的告知义务和警示义务和尊重患者决定的义务。
前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两条规定也体现了院方告知患者病情及诊疗措施和尊重患者重大医疗方案决定权是其法定义务。
医院作为诊疗方，有责任主动告知患者或者家属病人的真实的病情及相应的治疗方案，并及时征询患者本人及家属对治疗方案的意见。尤其是手术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更应如此。产妇难产危及产妇和婴儿的性命的情况下，医院无权自主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个决定只能由产妇及其家属来作出。同样，某医院在切开某男的腹腔看到肿物后，只有在进一步查证肿物的性质的情况下，向患者或家属交代病情并征得他们的意见后，才能采取或切除或缝合的措施。医院永远不能代替患者或家属来做决定，它始终是一个决定的执行者！而这个决定应发自于患者或其亲属，而非院方。否则，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甚至将构成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这也是产生医患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四、思考
首先，笔者并不是完全否认院方对诊疗方案的决定权。特定情况下，院方为患者性命健康考虑，可以单独实施决定权。但这种权利的实施要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能因为手术同意书上经常有“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术式”的字样，而不分患者是否神智清醒，家属是否在场，情况是否危急，而一概自主决定乃至采取诊疗措施。医生虽然比患者更富有医学知识，更知道各种病情的处理方式，但毕竟器官、组织是患者本人的；诊治结果是由患者本人终身承受的。所以，医生只能是一个病情的分析者和决策的执行者。
其次，患者应自主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医院也应更多的尊重和保障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与决定权的行使。这样能更有效地清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存在过失或侵权的嫌疑，进而有效地避免医患纠纷的频繁发生。
最后，患者知情权、决定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主要是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共140多条的规定里，未对医疗机构侵犯患者知情权、决定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受到的处罚给予明文规定。这也是笔者对上述两部规定提出的建议修订之处。不作这方面的立法规定，保障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完善维护人身权利方面的立法，始终是遥不可及的。
（注：本文刊登于2001年11月27日《百姓信报》第11版。）